（一）主观因素：大学生的选择性接触心理
早在1944年，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就于《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出了“选择性接触”的概念。跳出美国大选的实验背景引申来说，人们在接受信息时往往存在一种预设的立场，在这种预存观念的影响下，人们更愿意去接受与己方相一致的内容，因此受众的信念、态度很难因为接触媒介而转变，反而是在同质信息流的“轰炸”下不断地被强化。
在互联网语境下，这种选择性接触并没有消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新媒体给予人们更多选择的机会，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社会化属性也时刻约束着人们的言行。网络社群中仍然存在着与现实生活无异的群体压力，尽管所有人都藏在匿名性的保护伞下，但网络ID背后仍然是真实的个人，代表个人身份的ID成为了身份的象征，是人的主体性的载体，网络空间的群体意识和群体规范同样会对其成员产生与现实类似的压力。在某种意义上，信息茧房不可避免，因为它是人的选择性心理的结果，是人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而基于社会关系的传播结构有可能强化这种心理。
（二）客观因素：媒介的大数据算法推荐
在互联网环境下，海量庞杂的信息流中充满了冗余的噪音。为了加强用户粘性，社交媒体和资讯类客户端往往选择使用大数据算法来迎合受众的喜好，通过不断给用户推荐其兴趣范围内的内容来降低用户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使用户逐渐依赖上这种毫不费力就能得到所期望看到内容的信息获取方式。
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了大数据算法的技术支持，人们更轻易地被塑造成为娱乐工业所喜爱的那类人。随着科技的进步，根据搜索记录、浏览时长而进行的算法推荐日益精准，这看似是给每位用户带来了个性化的使用体验，但事实上对信息内容进行标签化处理，再给爱好类似的人匹配同一标签的信息，这其实是一种机械的复制，是一种本质上的去个性化，而媒介平台正是在利用这样的技术去抓牢受众、敛聚资本。基于大数据监测的算法推荐使受众轻松获取“有效”信息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剧网络巴尔干化，而这种在信息分发与获取层面的控制与被控制，也正是资本所期望建立的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