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而这一前提的存在取决于特定时空内个体生命的持续存活率与维持人种代际繁衍的必要生育率。因此可以说，全部人类历史的存在与延续是建立在为保证特定时空内个体生命持续存活率而进行的事关人的吃喝住穿等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为了保证特定时空内人种代际繁衍必要生育率的人自身的生产这“两种生产”基础之上的。当下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正是“两种生产”的现状难以为社会历史正常延续提供充足支持的结果。具体而言，一方面表现为无论是生育率还是新出生的绝对人口数量都表明我国近年来育龄人群的生育强度明显下降，另一方面表现为以房子、就业、教育为代表的物质生活压力过大以及现代工业繁荣的必然副产品——消费主义直接或间接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大大降低。生育率萎缩的真相是我国“两种生产”的悄然改变，即来自“人自身的生产”的量的不足与来自“生活资料的生产”的质的变化。
1.“人自身的生产”的量的不足在我国已经既成事实
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从生育率的角度看，按照普遍认同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要达到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即保持代际人口数量的基本平稳，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为2.1个。从历史和国际社会经验来看，总和生育率1.5被确定为“警戒线”，一旦生育率下降至1.5以下，就有陷入不可逆的“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因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影响降到了2.1的正常“人口更替”水平以下。此后近30年，基本维持在1.6-1.7的水平[ 中国历年总和生育率统计数据，来源于世界人口网，2020年4月26日。]，属于比较危险的区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是1.3。2020年底，民政部部长发文称，“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从新出生的绝对人口数量看，建国以来，我国出现过三波明显的婴儿潮，分别是1954-1957、1962-1975、1981-1997，这三个时期每年新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人以上。1998年之后，出生人口回落到2000万人以下，此后10年，一路下降到1500万人左右。此时，我国开始意识到新生人口不足的问题，于是有了从2011年11月放开“单独二胎”到2020年5月“可生三孩”的生育政策调整。期间，2016、2017新出生人口有所反弹，分别为1786万、1723万，但这不过是对被前期生育政策所压抑的生育意愿的积累释放。释放过后，2018年新出生人口重新进入下行趋势，并且这一波下行程度尤为惊人，分别为2018年1523万、2019年1465万、2020年1200万。相较另一组数据，我国近6年有统计的死亡人口，分别是2015年977万、2016年977万、2017年786万、2018年993万、2019年998万、2020年1036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保障学会、联合国人口司等渠道公布的网上数据。]此前，学界对我国生育率及新出生人口出现负增长的预测年限曾不断提前，比较有影响力的预测出现在2018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关于“中国人口负增长或提前到2027年来临”的判断。然而，在当前出生人口逐年下行、死亡人口因即将以195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老人为主而逐年上升的双向影响下，恐怕2027年的负增长预测还是太乐观了。根据当下的生育趋势，2021年的新出生人口极有可能低于1000万，那么，我国人口负增长的出现则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