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谈及萧红的创作时说：“她的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于她的记忆，情感经验，心灵对日常性生活的接纳与融合，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诉求。”以此来看，萧红的写作写的是和她一样悲哀的无产者，写的是自己的经验，写她们的同时也是在写自己，展露她们的痛苦同时也在剖析着自己的痛苦。具体到《桥》，萧红通过对黄良子痛苦追“桥”过程的呈现，展现了她对于如同黄良子一般没有地位、没有权利、没有力量的女性生存清醒的认知。在对这些不幸者境遇的刻画中，萧红表示了对她们的深切同情以及对造成她们境遇的社会的控诉。其次，将《桥》放置在萧红的创作中来看，其中对于母子关系的书写暗含了萧红的自我治愈意识，她企图将痛苦直接展露，在痛苦与痛苦的博弈中得到自愈。
一般而言，写作是一个作家对自己、对人生世界的一份情谊。萧红在《亚丽》里说：“飞鸟的生涯是美丽的……为了要追求生活的力量，为了精神的美丽与安宁，为了所有的我的可怜的人们，我得张开我的翅膀……”萧红是这样一个有情谊的作家，她愿化作向上的飞鸟，坚定地张开她的翅膀，对她而言“什么也可以放弃，就是不能放弃作为一个受难的女性个体的存在。”她忠诚于她自己，她执着的将她对女性生存痛苦的清醒认知内化为一部部作品，抒写她对她们的情谊，呼唤着她们共同所需要的爱、平等与尊重。在《桥》中，黄良子的追“桥”历程，也是萧红自己的追“桥”历程，是这只孤独落寞的飞鸟的追“桥”历程。追“桥”的失败，根源于这个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根源于黄良子自己的怯弱，没有觉醒意识。黄良子自我的缺失使得她始终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说出她的需求，她是整个环境的边缘人物，也是自己的边缘人物，属于她自己的人生命运被母亲以及妻子的命运所掩盖，她没有办法认识自己，她的欲求也就无法得到满足，痛苦也就无从消弭。而萧红通过黄良子、通过女性惨遭摧残的书写，将黄良子无法言说的话语、诉求言说出来，这不仅是黄良子对于爱与平等的追求，也是萧红对一个个女性站立起来的期许。
作家的书写总是时不时关涉着自身，这是难以避免的。若将《桥》放置在萧红的整个作品创作过程，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一丝变化，在这变化中暗含着萧红对于自我伤口的努力疗愈。萧红的小说创作从创作初就时不时的涉及母子关系的书写，简单的将1933年的处女作《弃儿》与1936年的《桥》放置在一起，就可以发现萧红对母与子的关系书写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母与子的关系渐趋温和、柔软。当然，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可以说，孩子是萧红心中始终难以忘怀的伤痛，因而，她在自己的创作中总是时不时的对母与子进行一番试验。在《弃儿》中，芹为了成为一个新女性，为了救助更多的孩子而狠心抛弃了自己的亲生孩子，看起来很正义，而段榕在利用症候阅读法解读《弃儿》时说芹的新女性身份其实是可疑的，她实际是一个精神分裂者，她的所说与所感都是分裂的，抛弃孩子实际是为了掩饰她不堪的历史，是为了与倍力站在一起，是迫于贫穷，而迫于这样的原因“抛弃”亲生孩子成了芹难以摆脱的心灵痛苦。季红真在谈及《弃儿》时说：“《弃儿》细致生动地记叙了萧红生产前后的窘迫处境与内心感受”，顺着这样理解，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萧红的化身，萧红对于这个被她抛弃的孩子，心里其实一直有一个执念，且她难以化解这个执念，实现与自我的和解。在《桥》中，萧红依旧塑造了一个贫苦母亲形象，不同的是黄良子并未抛弃孩子，反而以做他人乳娘来育养自己的孩子。在《桥》中黄良子对于小良子的母爱是十分热烈的，没有克制，然而小良子在黄良子这样的辛勤养育下却依旧失足落水而死。这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萧红对于自己养育孩子的设想，她在试图与自己和解：抛弃孩子，孩子被收养还有生的可能，而在贫穷的界限里中育养孩子，两者都痛苦无比且未必有好的结果。这不仅是芹和黄良子关于孩子的故事，其实也是萧红自己与孩子的故事，她在预想中试图与自己的苦痛和解，实现自我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