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艺沙皇”的权威话语
1、“奴隶总管”
鲁迅将周扬称为“奴隶总管”，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谈到：“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将周扬作为愚“群”的化身去批评，认为周扬的工作就是“鸣鞭”，将鞭子挥向了自己的同胞们，成为“群”中的“奴隶总管”，指出周扬的种种行为均是“文坛皇帝”的作风，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 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这不仅仅是对周扬的批评，而是对周扬们、对这一群体的怒斥。对于这种群体性的愚昧与奴性，就像克尔凯郭尔所言：“人，他们可算不上，他们已非人化为公众了，或者说因为他们就是公众。”鲁迅个体的独立性决定了他对左联的游离态度，使他成为一个站在党或组织旁边说话的人，而不是融入或成为此“群”之中。鲁迅能够做的是对左联的引导和帮助，是一个精神思想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对于左联逐渐加剧的党派性，以及政治对文艺的渗入，是持否定态度的，并坚守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内心立场，显示了与官方权威话语的相背离。正如克尔凯郭尔所指出的那样：“灵魂的优越之处是只看重个体”。但是“没有人想成为这样一种高度昂奋的东西”，因为“集合起来，抱成一团”，对人永远是一种诱惑。“群”的庇护的诱惑，使知识分子开始动摇不定，“个”的独立性受到了“群”的威胁。
2、对鲁迅传统的阐释
鲁迅作为中国二十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文学家，他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富而价值极高的精神资源，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他秉持着“为人生”且要“改良这人生”的观念，站在启蒙的立场，表现出对历史、对时代的“永恒的批判”，影响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和价值选择。而周扬在政治家与文艺家双重身份的影响下，其书写和言论都是作为政治权威而存在，他强调文艺的政治性和从属性，更多的是“政治的传声筒”，其中，对鲁迅传统的解读和阐释更多是站在政治的角度，从“群”的视角出发，立于官方权威，为“群”而代言。鲁迅始终坚守着“立人”的立场，使人先成为个人，继而才有“群”。
鲁迅传统是一条生生不息的脉络，引导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的方向。周扬在这一条脉络中用政治眼光和官方意识对鲁迅传统进行了另一番阐释，周扬顺着毛泽东对鲁迅的构建，逐渐丰满了理论的血肉，在整合、阐释、创造的过程中，对“官方鲁迅传统”的形成推向成熟。周扬首先在《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中将鲁迅早期的战斗思想和革命思想摘取出来，将其定义为“一个战斗的民主主义者”，在《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的报告中，仍是采用了传统的“三家五最”观念，将鲁迅定义为“站在时代最前列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战士、思想解放运动的杰出先驱、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在随后的文章中逐渐将鲁迅“党员化”，将其认证为心怀组织的党外人士。周扬为毛泽东出于政治因素阐述和书写鲁迅的佐证提供了文艺上的支撑，实际上显现了对鲁迅话语诠释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鲁迅的形象进一步权威化、形象化，并且此种论断的影响深远，对鲁迅的认识很难逃出政治的框架，直至80年代才逐渐反拨，举起了“回到鲁迅本体”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