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习”的概念来自于社会学家Bourdieu，指的是“已构建的知识和结构化的倾向(Bourdieu 1990)”。这个概念包含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指的是知识的形成，在时间上这是一个完成体，已经完成；第二个阶段指的是“结构化(他物)的倾向”，是一个进行体或将来时。布迪厄使用“惯习”这个术语，明显有意与“习惯”进行了区分，首先是由于它有不同于“习惯”的内涵。后者作为一个普通名词因其广泛应用而容易引起过度联想。创造新词作为术语则有利于对其重新定义；其次，“惯习”是一个动态的含义，指知识系统如何形成和之后的构建。这种动态特征类似于语言学上“言语”和“语言”的区分。这个定义有两个关键点，首先，惯习是一种个人性情倾向，这种倾向应该是长期以来翻译观乃至世界观下意识或无意识的流露，而不是外部影响或者思考权衡的结果。其次，它还包含了知识的前期形成以及对新知识的结构化两个阶段。
“惯习”的概念由Simeonid应用到翻译领域时，指“在翻译转换过程中促成文化产品生产、既被预先结构又具有结构功能的行为者的性情倾向系统(转引自汪宝荣 2021)”。结合“惯习”与“译者”，那么“译者惯习”可以归结为“译者翻译理念、翻译能力、素质和翻译习惯的养成，以及这种翻译知识体系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体现为译者的个性倾向并影响最终译本的形成。”
笔者观察知网上“译者惯习”的论文发现，对于译者的教育和职业经历，大部分学者研究方向大体一致，集中在教育、家庭和专业训练上。但是对于“结构化的倾向”，则有不同的重心和结论。如梁天花(2019)，周志浩等(2020), 胡作友等(2021)强调其对翻译策略的影响。刘毅(2021)将归化和异化策略归结于译者惯习。骆萍(2010)研究惯习对胡适翻译策略的影响。汪宝荣(2020)描述葛浩文的译者惯习时关注的是其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变化。王军平等(2017)从动机、选材和策略几个方面考察译者惯习。张汨(2020)讨论“作品与出版商、翻译理念、翻译策略”；刘晓峰(2018)在研究汪凤藻的译者惯习时，除了惯习的养成，还讨论了翻译的文言文倾向和翻译策略。李丛立等(2019)讨论原作选择与解读，以及翻译策略。操萍等(2020) 认为“惯习是推动社会实践者进行各种外部选择的内在力量，在宏观层面影响着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 归纳起来，这些研究对于译者惯习的“结构化”理解，指向原文文本的选择(翻译动机)，翻译策略(思想)和文字风格倾向三个方面。相对于翻译惯习的“内化”研究(个人生平与教育经历、英语能力与养成)很少有争议，其“外化”的诸多问题需要一一澄清。本文从译者对原文文本的选择(翻译动机)；翻译过程中运用的策略以及体现的翻译思想；译文文字风格倾向三个方面,通过林语堂所译《浮生六记》，详细分析上述问题，并以此讨论译者惯习的普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