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见山地说，考证东西方绘画在特定画面空间内人物与配景的关系，会发现东西方绘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有着极为显著之差异。概括讲，中国传统绘画强调“天人合一”与“物我相融”；西方绘画强调“主客分离”与“物我两立”。 对此再做强调，难免老生常谈之嫌。然而，本文仍旧不得不以此引论。
恰如张岱年先生在评价中国画的情景叙事形态时所言，“天人合一既是宇宙观，又是人生观，一指天人相通，一指天人相类。” 这是由于，整个中国美术史都在不断向我们证明着中国传统绘画追求的是主客交融的意象空间，希望人与自然在同一境遇中达到交汇。也就是中国人常常谈及的“天人合一”。中国人认为，自然与人应是相融于一体的。而填充于自然世界与人类活动之间的，除人为的生命空间，还有更高层次的意象空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语）便是对之最好注解。又如，清·唐岱《绘事发微》所言，“自天地一阖一辟而万物之成形成象，无不由气之摩荡自然而成。画之作也亦然。古人之作画也，以笔之动而为阳，以墨之动而为阴；以笔取气为阳，以墨生彩为阴。” 有了上述带有明显大宇宙观思维形态作用下的哲学理解，便不难考证《清明上河图》长卷的情景叙事会予观者这样的感受，即：空间的延展性与时间的叙事性可以自然且不生涩的同时展现于同一画卷。而在此叙事情境与空间造境形态下，画中每个人便成为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同时画中配景，自然物象、客观世界亦在为人们的活动营造着和谐的叙事空。
然而，上述“物我相融”的理念在西画中便不容易做到。这是由于西方绘画在创作过程中，习惯于预先构设主体与陪衬、风景与背景的明确界限与区别，进而再明显有主次的加以描绘。因此西方绘画在情景叙事中画面主体人物与配景显然已自觉分为不同表现领域。定点透视的空间营造方式使得作者只是抓住了某个时间定格之一瞬，而观者在观想图像时却是无需移动脚步的。自我体验也是冷静的置身画外，即“物我两立”。作者、画面叙事空间、观者，三者之间便难以同时在“空间”与“时间”中产生心灵体验层面上的互动与交汇。即使西画家的空间透视法已运用到出神入化之境地，可在画布上营造出逼真的三维空间，但观者仍旧难以拥有随情景叙事而感同身受的观望体验。逼真写实所给予观者的感觉也仅仅只是伸手意欲触摸的真实感，与空间容纳的立体感；却难以给予画面情景叙事自由的“游动”或“流动”感；更不会予观者以置身其间，穿越时间局限的历史参与感。观者一旦产生试图“走进”西画的情景叙事空间之欲念，便会明显感到在这个三维空间中十分局促，甚至处处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