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国势动荡，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和现代化思想打破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状态。有识之士发出了“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实行了“百日维新”“洋务运动”等一系列自上而下的革新。腐旧的封建王朝向现代化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传统教育也被卷入教育现代化的潮流中，开始了“新”和“旧”的碰撞。光绪27年（1901年），清廷开始推行自上而下的“新政”，颁行“兴学诏书”，进行“兴学育才”的教育改革，拉开了晚清教育改革的序幕。光绪30年（1904年）“癸卯学制”正式推行，“京师教育改革进展迅速，……社会上对于新式学堂的接受度有了明显提升”[注释：
张海荣：《清末三次教育统计图表与"学部三折”》，近代史研究, 2018年第2期]，“癸卯学制”是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确立的第一个学制系统，它确定了新式的国家干预的教材编审制度，并将学校学制分为三段，即初等教育阶段、中等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又将初等教育阶段分为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两部分，同时在普通学堂之外设置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教学系统，由此中国教育开始了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另外，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立）、文明书局（1902年创立）等新式出版社的相继创立也为新式教科书的出版提供了重要支持和保障。虽然京师地区新式教育盛行，各类新式教科书也相继出版，但同一时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却并没有统一的教材，《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北京故宫图书馆藏本中“满蒙汉三文合璧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中提到：“我国仿西法、设学堂，迄今几四十年，而无明效大验者，弊在不知普及教育原理，无小学以立之基，无国文以植其本。贸贸然遽授以高尚学术、外国文字，虽亦适救时之用，而凌乱无章、事倍功半，所以行之数十年而不得大收其效也。”可见在此之前，少数民族地区新式学堂和旧教材之间不相融合，教材的编写缺乏教育学原理指导，教材的选用并不统一且“学非所用”。所以由荣德主持翻译，以当时推行最广的蒋维乔、庄俞合编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为原本的《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应运而生，该教材教学对象为奉天省所属哲里木盟十旗、奉天八旗官学及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满蒙文学堂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