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篇就谈到精神的三种变形，分别以骆驼、狮子和孩童作为象征。骆驼负重，顺服，代表着“我应该”；狮子攫取自由，在沙漠里称王，它并不创造什么，但创造自由，代表着“我愿意”；孩童，则是遗忘，是开端，他是“一个自转的车轮，一个肇始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收稿日期]2015-01-09
[作者简介]王燕（1980-），女，浙江舟山人，编辑，硕士。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3页。]。“唯有在世界孩童那里，我‘愿意’才能成为我‘是’”[[德]洛维特等著：《墙上的书写：尼采与基督教》，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1页。]。从“我应该”到“我愿意”再到“我是”，是精神的三级跳，也是层层剥落束缚、进入纯粹自我的质变。我“是”，不但化解了个体对外部律令的被动承受，而且消除了“我愿意”选择背后暗含的不自由，真正降落于自我。生命和死亡，彷徨和呐喊，充实和空虚，喜悦和痛苦，都成为“我是”的内容。我们发现，这三种精神在鲁迅身上有着奇妙的对应，他终身负着更新国民性的责任，然而经由“须听将令的了”到勇敢地采取一种沙漠式的生存姿态，他的狮子精神获得爆发。然而我认为，在鲁迅的生命中，最为关键的是我“是”的取得，“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1页。]。鲁迅最辉煌的时刻便是对自我灵魂的肯定。以“我应该”—“我愿意”—“我是”来透视鲁迅的精神轨迹，可以看出这一精神界战士追寻自我的艰难旅程和复杂内蕴，同时在其写作中也留下了转变的痕迹。

一、
鲁迅形容自己18岁离开故乡绍兴到南京求学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在“逃”与“寻找”这一混合着被动和主动的内心张力结构中已经潜隐着不能遏抑的自由天性，“别样的人们”无疑就是他独异个性的投射场域。自此，鲁迅走上了一条寻找自己以至立人之路。1902年，22岁的鲁迅到日本留学，在这块直接承接欧风美雨浸润的土地上，鲁迅的思维更加自由起来。随着接触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的思想，个人主义开始成为主导思想扎根在鲁迅的内心。他和周作人几乎都嗅到了这种人类精神变革的新气息。他将这种精神的变革视为拯救中国的首要：“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从而积极策划刊物，取名《新生》，又在1907-1908年连着写下《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一系列振聋发聩之作，1909年编译《域外小说集》二册，其主导思想就是倡导争天抗俗的独立个性。但是，《新生》在出版之期就宣告流产，内部成员已经溃散。他倾注心血翻译的作品，售出去很少，几乎都是自费，这给鲁迅很大的打击。回国后，他又全力投入辛亥革命，起初的热情最终又被旧势力所排斥。对这一连串的打击，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将其反省为：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使他产生“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的寂寞感，此时，意志尚未能够与之抗衡，更未能将寂寞纳入自我生命体系，只能随从寂寞的啃噬，寓于S会所以“钞古碑”来打发自己。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同上，第440页。]
从18岁远离家乡直至38岁发表《狂人日记》之前，这一段本该最为辉煌的青春岁月，鲁迅却以“逃”字开始，又以寂寞作结。这寂寞之重，我们几乎能嗅到一股自杀的气息：“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同上，第440页。]。生命的冲动和自觉在受挫后无限收缩。如果我们反省这段历史，就会发现，鲁迅在不由自主地经历着高峰和低谷，还无力掌控自己不受影响。他的沉寂和冷眼，是一种无奈的自我退缩，一种得不到他人回应的自我怀疑。实际上，在曾经乐观地自我确认中，盘踞着一个“我应该”的重负。无论办刊物，做翻译，还是参加辛亥革命，他的潜意识里是“我应该”被接受，“我应该”能改变现状。但是，个体的努力最终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崩溃了。被“不应该”到来的事实击垮的鲁迅，转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我应该”沉寂了，以麻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可以说，前期的鲁迅在“我应该”的帷幕下进行着虽是昂奋却容易受挫的自我建立工作，结局的成败束缚着他，这时的他还是一个在痛苦中背负巨石上山、又在绝望中看着石头滚落的西西弗。当一种更新国民的责任仍以大众化的方式显现，还没有转换成我的独特表达，还不具备在时间中善于等待、独自品尝寂寞的余裕，便容易产生“我应该”的念头。
这种“我应该”的发展高潮就是铁屋子事件。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1页。]
不难看到，鲁迅持抱的是“我应该”不把他们惊醒的思想。有太强的外在律令束缚着他——铁屋子打不破的事实以及人们临终的痛苦。绝望和同情占据了他，此时的鲁迅尚未具备一种自由：凝视死亡甚或失败的自由，或者大嚷的自由。宁愿将这种生命的喷薄吞在身内。
我们发现，金心异的回答也难逃脱世俗的轨迹：维系在希望中。诚然人们的行为都潜意识地预约着希望，这经不起一句问：如果结局是失败，是难以预见的茫然，那还做吗？你敢肯定行为本身的价值吗？这就是涉及到“我是”。那时，鲁迅还未进入到“我是”的自由。
答应出山以后，鲁迅为《新青年》撰稿，1918年5月发表《狂人日记》，在这篇对封建吃人制度进行前所未有冲击的作品中，其深处实际上潜隐着对个体沦丧的隐忧：狂人叹息难见真的人，包括自己也吃过人。这种叹息包含着鲁迅深感自身难以挣脱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绝望，不能不背起历史的黑暗闸门。鲁迅本身亦是为传统所累，以至于他说出：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说的就是渴望自由的心里话。
这种“我应该”的发展极致是鲁迅对许广平的情感规避。
在与许广平的恋爱中，我们时时能听到这种“我应该”的言辞。对鲁迅始终背负着封建伦理、不敢跨出一步的做法，许广平一针见血地点醒他：我将要说：“你的苦了一生，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的权力，我们没有必受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因了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121-122页。]句句都是“我是”炽热呐喊，简直就是向“我应该”进行彻底讨伐的战斗檄文。鲁迅终于凭借这股年轻的力量，赋予自己挣脱枷锁的勇气，我认为，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是挣脱“我应该”转向“我愿意”的一个转折点。
二
我们看到，这种“我应该”的重负留在写作上的痕迹，便是鲁迅的写作还没和自己取得一致。呐喊时期，鲁迅承认自己“须听将令”，“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这在本性上有违其深刻的怀疑性和洞察力。虽然鲁迅承认那时是自己愿意的，但这种愿意仍然听从“我应该”的命令，实际上仍是“我应该”的变异。最大的一点就是“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因为“主将不主张消极”，这正与其一贯不爱做梦和不屑做梦的本性构成矛盾，而所采取的笔调也带有某种修饰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木山英雄认为其“‘呐喊’存在着与思想解放时期的启蒙论调相妥协的诸多成分”。此时，“要把自己的此刻现在的一切抛出来化为文章的自由，都受到来自内外两重因素的阻碍”[[日]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7页。]。1924年，《新青年》的低落，朋友的风流云散，社会的重又黑暗，鲁迅的内心经过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痛楚，但也为他摆脱集体的行动、将自己置于“沙漠”提供了内心转换的空间，由于什么都不能作为自己的支柱，意志无羁而独立，反而取得了独步天涯的潇洒，随意歌哭，“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在这时才真正完成“我应该”到“我愿意”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并非叛逆精神的突然涌现，而是建立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如果说，新青年时代的鲁迅对前驱者怀有同情，对青年心存敬畏，对革命的怀疑和批判只容纳在自身，那么，318事件后，他对青年的失望几乎吞没了他的精神信仰，南下广东时，对革命的失望感便突破自身压制，暴露无疑，遂由同情变成冷峻的反思，批判的力量和勇气已经获得彻底释放。他自觉变成了一个自由审视社会的边缘人，一个敢于挑战权威话语的独战者。这时，鲁迅才彻底展现自己的毒眼和毒耳，冲破了同情的束缚，将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失望统统表达出来，甚至可以毫无惧惮地斥责左联里的一些将领是“革命的工头”。这种自由获得之后，不论写什么，也不论标示什么题目，均为自成一体的鲁迅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