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形象需要与时空关联，也需要与群体关联。在这样的环境里往来的也并非泛泛之辈。这些空间曾经为处于其中的群体提供交流的场所，因此也就成为他们身份与认同的象征，成为回忆的一条线索。与身居高位的父亲来往的，有宫廷画师王竹林，也有知名学者辜鸿铭。《古韵》中用了很大篇幅展现旧式文人的生活场景与生活情趣。父亲的言传身教、各位教导先生、社会名流的言行举止以及他们对于文艺的看法都深深地影响着作为小孩子的“我”，而“我”在成长中也不断地靠近这个群体的行为方式。这就形成了一种身份认同。身处后院的母亲与各位小妈们虽然常常争风吃醋，但她们的日常行为仍保留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特质。母亲在晴天刺绣（《第一堂绘画课》），阅读民谣诗歌与民间故事（《一件小事》）；五妈与母亲互相梳妆，唱口语写的广东民谣（《阴谋》）；诸如此类的细节熏陶着身处其中的小女孩。耳濡目染之下她的志趣自然是偏向传统文化，即使是长大后经历了五四运动，她也并非偏激派，而是跟随国文先生回归到中国古典文学之中（《老师和同学》）。这些情节的安排显然传递的是凌叔华的思想情感。凌叔华虽然属于“五四”一代新人女作家，但她从情感上更贴近从小接受的传统文化。当她远离故土时，就会试图捕捉过去生活的痕迹，唤醒记忆，回到变革以前的家庭记忆中去找寻自己的身份认同。于是，《古韵》中就出现了大量关于旧式生活的描写。“自我的形成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个体进入到他所属集体的互动和交往模式中、对集体的自我认知分而有之，由此，自我得以形成。”凌叔华通过回忆过去生活的文化圈子，作为其中一员分有那个群体的记忆，保留了认同感与归属感。
《古韵》中出现的人物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文化界中上层文人士绅，一类是下层劳动人民，还有一类是旧式闺秀型女性。第一类人物对故事里的“我”成长影响最大，起到了教育与引导的作用。父亲带“我”拜宫廷画师王竹林和缪素筠为师（《第一堂绘画课》），教导“我”书法的精妙之处（《一件小事》）；贲先生教“我”阅读诗文，培养对古典文学的兴趣（《贲先生》）；风趣的叔祖谈天说地，为“我”打开视野（《叔祖》）；义父教导“我”文人士大夫的雅趣与品格（《义父义母》）；张先生让“我”在学生运动中学会冷静与反思（《老师和同学》）。他们以正面的文化人身份出现，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理想形象。第二类人物使身处内宅的“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一个与父亲代表的风花雪月相反的现实社会。家里的保镖马涛带我上街看了一场砍头的闹剧，而他最后死于土匪之手（《穿红衣服的人》）；四婆一家带着我在乡下打猎种田喂鸭，分离之际四婆煮了“我”送的大花鸡为我送行反而引起“我”的不解与悲伤（《搬家》）；家里的花匠老周带“我”逛庙会和花鸟市场，为人大方的老周却偷偷将邻居家的竹子移植到“我”家后院（《老花匠和他的朋友》）；天津墓地边拣煤渣的穷孩子们让“我”感受到交朋友的乐趣，也看到了穷苦人家的不幸（《秋日天津》）。这些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朴实善良，他们并不完美，身上有着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但他们的形象真实而动人，比之第一类完美的文人们，这一类人物更有艺术感染力。正是他们的存在，扩大了《古韵》的意义，让它不只是作为一部理想化的家史而存在，还能够更广阔地展现当时的社会情况。第三类是以父亲的太太们为代表的生活在深宅大院的女性，她们身上多多少少带有传统闺秀的特质，也带着不能主宰命运的闺秀们的不幸。这一类女性形象的描写中渗透着凌叔华自五四以来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也通过表达“我”的想法展示出新一代女性不愿重蹈覆辙，渴望冲破束缚的思想转变。母亲的婚姻是一场无法自主的骗局（《母亲的婚姻》），嫁人后因为生不出男孩而备受嘲讽（《中秋节》）；父亲纳妾的那天，五妈表面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夜晚却在“我”面前悲伤痛哭（《一件喜事》）；三妈和六妈因为琐事大打出手头破血流，父亲却避而不见（《一件小事》）；父亲不在家时各位太太反倒相处融洽（《鬼的故事》）；五姐因不自由的婚礼而痛苦（《两个婚礼》）。这一切女性的悲哀被“我”看在眼里，产生了要努力进入社会出人头地的想法，要为一生不幸的母亲洗去没有儿子的屈辱，要摆脱无法自主的命运，展现出变革时代中女性命运的转变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