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采用寓言式的双中心结构，一个以“文革”为圆心，勾画革命大潮席卷前中国小镇的习俗世界，另一个以“改革开放”为圆心，描绘全球化时代人们在市场、资本和商品化裹挟下的普遍生存选择。从兄弟关系来看，故事的重心更偏向李光头。李光头形象可视为一种道德讽喻和感性抽象符号，他是作者为含括当代中国四十年历史经验和集体性创伤而精心塑造的叙事容器，他既是刘镇诸种社会关系和历史线索的交织点，又参与了刘镇的历史巨变。同时，在象征（symbol）和寓言（allegory）层面，他又抽离出了这些关系和变化，表征了中国人在历史巨变中的集体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余华在摹写当代国人的集体经验时，只在“尘世”和“历史世界”中剪辑出道德寓意的框图，他更重视言语行为与集体经验之间的同构关系，他的美学立场、思想趣味和剖析现实的冲动始终站在安全的界限之内，并未露出“开药方”的企图。
经验具有回溯性，它是个体经实践后而获得的一种独特体验，是主客体将现在与过去的身体体验融会贯通后涵化而成的一种生命体验。余华出生于1960年代，“文革”贯穿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6-16岁）。这些记忆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之一。2005年，余华创作的《兄弟》出版，并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余华将“当下”的经验与过去的经验对接，试图打通禁忌的“文革”时代与放纵的“当下”时代脉络。小说叙事时间贯穿“文革”和“当下”四十年历史，以宋钢和李光头兄弟二人为主角，以“我们刘镇”为地点，描写时代风云变幻下的百姓生活。实际上，不论是“文革”时代压抑的身体体验，还是“当下”放纵的身体体验，都是以作家现在的身体体验为基础。余华由现在追忆过去，想象性的将身体的压抑至放纵过程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过程对接，借助于夸张、戏谑的手法展示自己对历史的理性认知和价值判断。
《兄弟（上）》的开篇采用今昔对比的手法，以李光头的身体体验为载体，从“现在”开始讲述过去的故事。首先，小说以李光头现在的身体体验为切入点，它告知读者“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李光头有一个“心酸落泪”的过去。指称现在的词汇有“超级巨富”“两千万美元”“俄罗斯联盟号”“太空遨游”“镀金马桶”等，它们强调了李光头当下物质生活的奢华与铺张。有趣的是，与物质欲望的奢华满足相反，他的太空旅程是一段“漂泊生涯”，他看到的地球风光是“清冷深不可测”，心理的感受是“心酸落泪”“举目无亲”。在此，李光头物质欲望的满足与内心世界的孤独寂寞形成鲜明对比，为小说奠定了一种追忆式的感伤基调。作者在描绘李光头一掷千金的形象时，采用了一种宏观的视角和漫画式的笔法，并且在李光头的自我意识中注入了悔恨的意识。这一叙述策略不仅使小说开篇就笼罩上了一层忧郁、虚无与悲凉的情绪基调，而且在太空漂泊时举目无亲的状况，实质上是主人公目前在尘世间的真实写照，隐喻了主人公挣扎、奋斗、迷失和最终失去亲人和家人的孤独人生旅程。
在故事中，余华以身体欲望的满足呈现李光头的行为和语言。李光头个人的奋斗史可视为当代中国的时代索引，它囊括了历史巨变和骤变期的生活环境变迁史略、情感道德史略和成功失败史略。李光头兼具儿童的天真性格和“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动物性和理性算计特征，他在叙述中承担了欲望和欲望满足的功能，在预定好的叙事和历史轨道中穿行。譬如，李光头的生存技能在小说中具有“先天适应”的优势，“他是个天生的商人”，符合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则。相应的，宋钢在叙事上承担结构性反衬功能，他的精神和肉体注定被淘汰和毁灭。这种叙述结构既可以在伦理和情感层面产生“净化”功效，又可以支撑起不对称的双圆心椭圆结构。宋钢代表了优秀道德和善良性格的典范，代表了缺乏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的芸芸众生，他的存在并非是要人们回归这个原点，而是为那些在时代裹挟中“前进”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测量的参考标杆。
紧接着，作者以“女人的屁股”为重点，将现在屁股的多与过去少的进行对比，引出了“文革”时期李光头“偷窥”女人屁股这一事件。作者以“女人的光屁股”这一敏感的身体部位为载体，展示两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差异。在过去，“女人的屁股”是一种金银不换的稀有产品，它引发了刘镇的厕所偷窥事件，并且导致了偷窥者溺亡厕所的悲剧和十四岁少年因偷窥被当场抓获游街的新闻。而现在“女人的光屁股随处可见，迅速贬值。那么，余华为何要采用两极化的身体体验讲述故事？
在“文革”时期，性既是一种生理需求，也是一种社会禁忌的话题，并导致了偷窥事件的产生。早熟的李光头因厕所偷窥事件挑动了刘镇人敏感的神经，并使被偷窥者做出了如下反应：怒气冲天、羞愧难当、咬牙切齿、大喊大叫、委屈哭啼。围观者则是窃窃私语，指手画脚，哄堂大笑，满面风光、得意洋洋……与众人的幸灾乐祸姿态相反，唯一感到耻辱和痛苦的是偷窥者的母亲，她曾因李光头的父亲在女厕所偷窥掉入粪坑而感到耻辱，抬不起头，如今儿子的重蹈覆辙倍增了她内心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