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院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形态。一为职掌文献校勘、以备皇帝咨询顾问的中央衙署，曰丽正书院（创于开元六年，十三年改称集贤书院）；一为民间自发成立的文化、教育机构，曰松洲书院、皇寮书院等。民间书院的情况远比前者复杂。其创立时间众说纷纭，性质五花八门，确切数量莫衷一是。不过，正因它人人言殊，方具有研究价值。
（一）古代书院的起源
钱穆先生曾指出：“某一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由此可见，书院肇始于唐，也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1.科举制度是私人书院出现的根本动力
在唐代，政府对于投名报考无所限制，“取士不问家世”，即使出身贫寒的士人亦能“怀牒自列”，只需地方政府举荐便可参加中央考试。这一政策刺激了民间的教育需求。不过，初唐时期民间教育不甚普及，家境贫寒而有志学者多寄寓寺、观，求学备考。如王播少时孤贫，曾长期在扬州惠昭寺木兰院读书，留下了“饭后钟”[“饭后钟”这一典故的主人公尚有争议。《唐摭言》（五代王定保撰）、《说郛》（明代陶宗仪撰）均认为是王播，《北梦琐言》（宋代孙光宪撰）认为是段文昌。今按：王播为唐代名相，《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有传，其年少孤贫、寄寓扬州等细节与该故事一一吻合；段文昌亦曾当过宰相，但他流落的地方是荆州。因此，“饭后钟”只能是王播的故事。.]的典故，一朝科甲及第，位至朝宰，成为当时白丁勤学求仕的典范。开元以后，私人办学逐渐兴起，如唐宪宗元和九年（813年），国子监祭酒幸南容致仕回乡，创办桂岩书院，叮嘱后代：“凡事不须与人竞争，一意读书，科举有名，此乃大争气也。”此外，创建于唐昭宗时期的东佳书堂（亦名“东佳书院”），“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学成者应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可见，东佳书堂之规模、制度已可媲美私立学校，它的性质、效用已远远超出“家塾”的范畴。因此，不论出身而以“程文定去留”的科举制度对私人书院的出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印刷术的发展为书院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雕版印刷术出现于唐代已有大量出土文物可资证明。唐代出版行业非常发达，朱秋实指出：
唐代出版业的规模较为庞大，具体表现在出版行的广泛分布和出版
物的丰富多彩这两个方面。
唐代刻印行铺分布十分广泛，东都洛阳、越州、扬州、江东、江西
均有刻书行，尤其以京师长安和益州成都最为发达。成都有名的印书铺
有西川过家、龙池坊卞家、剑南西川樊赏家。长安最负盛名的印书铺有
东市的李家和大刁家。东市是长安城中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中心地
之一，这里店铺毗连、商贾云集，工商业繁荣发达。
唐代表先进科技的印刷业自然首先在这里出现和经营。唐代出版物
的内容可谓丰富多样，除经、史、子、集各部外，还有宗教书、纸牌、
印纸等其他印刷。
唐代印刷业之繁盛可见一斑。除此之外，唐代“盗版”司空见惯也表明了印刷术的普及程度。唐文宗大和年间，东川节度使冯宿在《禁版印时历书奏》中指出：“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嗣后，“勅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这一系列记载表明至晚在9世纪中期图书出版技术已十分成熟和普及。印刷技术的进步是书院教育、文化、学术活动得以广泛开展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