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笔记小说，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明代张岱的《陶庵梦忆》。这大约是因为，鲁迅与张岱是浙江老乡，他们有着共通的乡土生活之生命情感。而这乡土生命情感之文化呈现的本真意义，在张岱与鲁迅之间，并无别致。这一点，或许鲁迅与明末的老乡王思任，亦无二致。王思任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鲁迅则说：“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这就是共通的乡土生命情感和文化真意。
这种文化真意，常常建立在特定的艺术载体之上。这载体，以民俗活动为最为普遍，比如“目连戏”。这在鲁迅，便是《女吊》与《无常》；在张岱，是《目连戏》《及时雨》《金山夜戏》及其他形形色色之浙江演剧。然而张岱没有鲁迅深刻，鲁迅之深刻，在于透过现象得见本质。也因为此，鲁迅的赏鉴功力是极为深厚而独具匠心的。

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我以为绍兴有两种特色的鬼，一种是表现对于死的无可奈何，而且随随便便的“无常”我已经在《朝华夕拾》里得了绍介给全国读者的光荣了，这回就轮到别一种。

这是绍兴一带的“大戏”或“目连戏”的主角，民间称作“女吊”，也叫作“吊神”。鲁迅觉得这女鬼美，一则是因为“带复仇性”，此外则是因为这鬼受民众之爱戴，甚而被得到“神”的尊号，称为吊神。由此，所谓文化之真意，全因为代表了人民之意志，得到人民之爱戴，舍此无它。因而，女吊之外，没有发见过第二位被称为神的吊死鬼。
那么人民的意志是什么，是“报仇雪恨”而非“藏污纳垢”，即“复仇性”。这人民的意志的载体，便是民间聚集性质的社戏，与达官贵人的堂会跫然有别，后者代表的所谓文人士大夫以及官老爷、统治阶级的趣味。民间赛社，借由娱神获得高尚的信仰地位，因而可以弥补底层百姓日常生活所不能。吊神之复仇，实则为人民之复仇的理想范式，借由既像底层人，但由获得神尊的女吊来完成。“大戏”或“目连戏”的真意大抵如此。而为了区别于日常的无解之生活，戏的演出要更紧张，更严肃。以仪式性赋予人民意志以崇高性和神圣性。这是中国百姓的极高智慧。
“大戏”和“目连”，“好人升天，恶人落地狱，是两者都一样的。”这就是人民的朴素意志和愿望。“奴奴本身杨家女，呵呀，苦呀，天哪！……”这苦楚，是人民之现实生命体验，因而具有艺术上的极大共鸣性，这便是艺术的真意。这样的人民艺术，在民间，是极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东京梦华录》，其卷八《中元节》说：“勾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湖南《清泉县志》中载：“其夜又特设候水祭。祭毕，焚冥于门。又或用浮屠设孟兰会，放焰口，点河灯。市人演目连、观音、岳王诸剧。”而最精彩的演出，莫过于鲁迅先生所引之《陶庵梦忆》：

余蕴叔演武场搭一大台，选徽州旌阳戏子剽轻精悍、能相扑跌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莲，凡三日三夜。四围女台百什座，戏子献技台上，如度索舞絙、翻桌翻梯、觔斗蜻蜓、蹬坛蹬臼、跳索跳圈，窜火窜剑之类，大非情理。凡天神地祇、牛头马面、鬼母丧门、夜叉罗刹、锯磨鼎镬、刀山寒冰、剑树森罗、铁城血澥，一似吴道子《地狱变相》，为之费纸札者万钱，人心惴惴，灯下面皆鬼色。戏中套数，如《招五方恶鬼》《刘氏逃棚》等剧，万余人齐声呐喊。

这一次，鲁迅所见的是另一个深受人民爱戴的角色“无常”。“他们——敝同乡‘下等人’——的许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积久的经验，知道阳间维持‘公理’的只有一个会，而且这会的本身就是‘遥遥茫茫’，于是乎势不得不发生对于阴间的神往。”无常就是这“公理”的化身，一切鬼众中，就是他有点人情；我们不变鬼则已，如果要变鬼，自然就只有他可以比较的相亲近。可见，人们爱戴这个无常，仍让是因为人民意志的伸张。无常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要寻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当。他是人民的朋友，所以能够为人民伸张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