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鲁迅只是流连乡土文化中素朴的人民意志和情感，那么鲁迅将不能成其为鲁迅。因为这乡土文化中的那一点慰藉，是远远不足以为人民获得幸福的。所谓迎神赛会，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迷信习俗，用仪仗鼓乐和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以酬神祈福。但福不是从天而降，麻木的民众在一年一次或几次的赛会、戏会之后，不过又沦为受压迫、做奴隶。长此以往，往复无尽，人们便成为麻木的看客，再也生不出新的希望。因此，女吊、无常，不够！于是鲁迅先生提出了改造的愿望，这改造的第一步，便是要以史为鉴，增长人们的智识，改造国民的劣根性。
在这个方面的文章中，鲁迅反复提到一本笔记小说，名为《蜀碧》。这是颇有意味的。事实上，鲁迅先生一直提倡青年读一读笔记小说。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目与青年爱读书目各十部，邀社会名流提供目录。胡适等人都交卷了，唯独鲁迅作答时发了一通牢骚，曰：“青年必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实际上，鲁迅的不说话，代表他与胡适等人关于读经、读史的态度是不同的，鲁迅看重的，是如《蜀碧》这样的稗官野史和笔记小说。
《蜀碧》四卷，清彭遵泗撰。彭遵泗（1702—1758），字磬泉，丹棱(今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人。乾隆二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兵部员外郎等官。《蜀碧》记述明末清初四川战乱始末以及张献忠在蜀大屠杀的暴行，这与四川方言的变迁有直接的关系。记述起于明崇祯元年（1644），止于康熙二年（1662）。《蜀碧》征引史料丰富，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史纪事本末》等书，详载张献忠在四川的暴行。
鲁迅评此书：这是“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为什么需要读，因为这里面潜隐着历史的真意，一则是繁难，二则是残酷。所谓繁难，说的是历史是一门复杂而精深的学问，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尤其繁难。繁难的第一步，是要读尽史，所谓读尽，就是不仅要读正史，也要读野史。然而读古代的野史，尤其明代，特别是晚明的，浩如烟海。周作人说历史是一门残酷的学问，大约就因为晚明的野史读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