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李焘提出，南宋的振兴应当先休养生息，“十年而后动”。但是他并没有懈怠，而是十分积极的讨论提升军事实力之法。李焘感慨道：“民之死生，国之安危，此系于将，则将之任，其可轻平？”李焘认为事关生死存亡之事是战争，而战争系于将领。生死与存亡是南宋振兴的最基础的问题，兴盛发展显然是超出政权存亡的范围的考量了。这说明李焘对将领作用的认识是十分清晰的。他
李焘认为，将领的选用应当任用“天下之将”而非“一国之将”。有学者指出，宋代的“天下观”已经“由实际的策略转为想象的秩序”“变成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在宋代，“天下”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已经具有不同的含义，“天下”是宋人理想疆域下的“祖宗大一统之天下”，而“国家”是宋廷统治的政权国家。当南宋士人理想中“祖宗大一统”的疆域同现实中南宋仅拥有的半壁江山形成鲜明对比时，对“天下”这一概念赋予了更多的寄托。李焘“天下之将”的表述与“大一统之天下”相呼应，“天下之将”与“一国之将”这二者的关系与南宋士人关于“天下”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对应的。
关于“天下之将”与“一国之将”，李焘在《博议》的《东晋论》中论述道：

一国之将，智者可为；天下之将，非有道之士不能胜其任。识四方之形势，决两阵之胜负，此天下智者举而知之；而不矜功，不讳过，犯而不校，容天下之众，与共立天下之大功，此固非有道之士不能为也。昔者诸葛亮祁山之役，诸将自用，违其节制，马谡败于街亭，赵云退于箕谷，此岂主帅之过哉？而亮布所失于中外，求箴规于群下，故民忘其败，师以复振。若亮，可谓有道者矣。桓温，晋之名将也，平蜀，平洛阳，威震关中。智可谓有余矣；而枋头一败，何足为温之辱？温若能引咎责躬，秣马厉兵，以为后图，则今日之败，未必不为后日之胜。何必深讳其过，移罪它人，以至颠沛？岂非智有余而道不足欤？
关于“天下之将”和“一国之将”，李焘分别用诸葛亮和桓温作为代表，进行说明。李焘认为诸葛亮是“天下之将”的代表。他认为诸葛亮能在接连两次北伐[ 关于诸葛亮北伐的次数，学界尚存在争议，目前有四次、五次、六次和七次四种说法。七次说分别指的是228年春出祁山、228年东攻打陈仓、229年春取武都和阴平、230年秋魏国攻蜀、230年魏延吴懿入羌、231年春再攻祁山以及最后234年据武功五丈原。五次说排除230年两次军事行动，因为前一次是魏国来袭，非主动出击，后一次诸葛亮未直接参与。目前学界多数论者持五次说。]失败后复又振兴，攻占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和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是因为诸葛亮有道。而桓温则被李焘视作有智无道的代表。正是因为桓温无道，不听从进谏，所以才会在与前燕的征战中大败，又因将征战不利之过嫁祸他人，终至身死姑孰（今安徽当涂县）。李焘在论述中，以桓温为例，认为：“智者之谋，所以多不及成者，非其才之不若人，失在于先私后公，反以害其智耳，如桓温最为失天下之势者。”他以桓温为例，认为桓温以个人利益为重，所以虽然颇有军事才能，却始终“大功不成”。李焘指出，桓温注重一己之私是东晋未曾兴盛的原因之一。李焘对桓温这样的认识是与桓温后期弄权的情况相符的，且与南宋朝武将以自身军事实力为重，且干涉朝政是有关联的。因此，李焘此论，其目的旨在论述武将应当以国为先，是对将领在国家大义与个人利益之间的选择的考量。
诸葛亮与桓温二人，一位被李焘称作“天下之将”的典范，一位被视作是“一国之将”的代表，二者的区别在于“一国之将”有智而无道，“天下之将”兼具智和道。“智”和“道”分别对应着个人的才能和道德。知形势，善于用兵称为“智”。对朝廷忠诚、以国为重、怀仁德之心是为“有道之士”。李焘指出，有道者关注的是将领的品行，这方面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需有对朝廷的忠诚；二是需要怀着以国为重的天下大义；三是需要怀有仁德之心。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在京畿、湖北、淮南、京东、京西州军恢复了藩镇制，设置镇抚使，这是地方势力加强的反映。绍兴年间，时任御史中丞的沈与求以“兵权不在朝廷”感叹当时中央无法完全掌握地方军队。当时“强枝弱干”的军事格局令朝廷不安，也令“忠君”和“德义”成为衡量将领的标准。李焘用“不矜功，不讳过，犯而不校，容天下之众，与共立天下之大功”描述天下之将，这一形容与南宋初的军事形势是密切相关的，其中不矜功即不拥兵自恃；容天下之众，公立天下之大功意指要有全局观，不能有各自为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