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边缘》一书的目录部分，作者写道第一部分“边缘与内涵”第二部分“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第三部分“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第四部分“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作者对边界的界定首先是基于“生态”的，亦即空间/环境条件，其次对边缘的界定是基于“族群”的，均反映出边缘是更具主观倾向，而边界则是更客观的，可触及的。书中呈现的更多的是对边界之中对边缘的探讨。
而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作者呈现的则是，边界与边界的碰撞，主观和客观之间相互交锋的结果。例如书中指出“由本书第二章中国北方游牧社会形成的研究过程来看，草原游牧经济中的匮乏，也与华夏认同的形成，以及华夏以帝国组织与力量来垄断较丰富的南方资源密切相关”。足以体现在边缘与边界的分歧中，或者说在通常意义上从边缘看中心的这一视角中，作者并没有忽视中心与边缘的互构，没有忽视边缘与边界的交互。
首先，是“边界”和“中心”的关系。在“从边缘看中心”和“边缘与边界”之间，“边界”和“中心”的关系是什么？我认为“边界”就是“中心”，虽然边界内部确也存在边缘，但是边界仍是中心，边界内部的边缘相较于另一边界而言，他们仍是同一个整体。边界作为一个整体，更多的是一种地位层级的表征，是边缘上的层层涟漪不断地或向内递进或向外推出。
再次，互构是相辅相成。“互构”是双方间的关系的变化与协调，也是汉帝国内部、游牧社会内部关系的协调。“互构”不仅呈现了部族的生存策略，还展示出了部族历史的流变以及认同的转换。这种互构不只是对边缘的普遍性的探讨，也对边界的可变性进行着探讨。若说普遍性是边缘的情境，那么可变性就是边界的情境层次。边界的可变性基于边缘的普遍性。“普遍”不是特质，是背景，是每个人、每个种族与生俱来的，是特别。“可变”才是其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