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知”的说法最早见于《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以及《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对于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又说“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从文义可以推断“生而知之”与“敏以求之”是不同的或者说是相反的。“生而知之”指生来就知，“敏以求之”则强调学的重要性。这章有两处难解：一、孔子是否是“生而知之者”？二、孔子为何要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对于孔子将人大约分为“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和“困而不学”者四等，从文义可以推断出从“生而知之”到“困而不学”是层次递降的关系，孔子表述了人可能出现的不同的认知类型。这章有三处难解：一、“生而知之者”对应什么人？ 二、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划分了人在认知上的差异，那么决定人在认知上的差异的根源是什么？ 三、“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中的“之”是指什么，也即“知”与“学”的对象是什么？”在研究朱熹对这两章的解读之前，有必要回顾朱熹以前学者对这两章的注解，为考察朱熹对孔子“生知”的理解和诠释提供历史背景。其中尤以邢昺《论语注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的解释最有代表性。
关于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又说“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北宋邢昺《论语注疏》引东汉郑玄注曰：“言此者,劝人学。”邢昺疏曰：“正义曰：‘此章劝人学也。恐人以已为生知而不可学，故告之曰：我非生而知之者，但爱好古道，敏疾求学而知之也。’”可见，郑玄、邢昺没有明确表明孔子是否是“生而知之者”，并将此章所言之目的解读为“劝人学”。南北朝时期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中疏曰：“孔子谦以同物。故曰我有所知非生而自然知之者也。玉藻云：此盖自同常教以身卒物者也。‘云好古敏而求之者也者’我既不生知而今有所知者。政由我所好古人之道疾速以求知之也。敏疾速也。”可见，皇侃不同意孔子非“生而知之者”，而认为此章孔子所言乃是孔子的谦辞。
关于孔子将人大约分为“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和“困而不学”者四等，皇侃《论语集解义疏》释之曰：“此章劝学也，故先从圣人始也。若生而自有知识者，此明是上智圣人，故云上也。”可见，皇侃认为“生而知之者”指圣人。邢昺《论语注疏》疏曰：“正义曰：‘此章劝人学也。生而知之者，上也者，谓圣人也。’”可见，邢昺也认为“生而知之者”指圣人。对于决定人认知上的差异的根源，邢昺、皇侃未论及。
朱熹明确指出孔子是“生知之圣”。朱子《论语集注》解“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说：“生而知之者，气质清明，义理昭著，不待学而知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圣，每云好学者，非惟勉人也，盖生而可知者义理尔，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实也。’”可见，朱熹引用尹焞之言称孔子为“生知之圣”。朱熹的解读认为孔子是“生而知之者”，实际上沿袭了皇侃对此章的观点，超出了经典文本的字面意思，不同于邢昺《论语注疏》对此章的解读，邢昺对此章的注疏并没有直接表明孔子是“生而知之者”，也没有明确质疑这是孔子对自己能力的描述。关于孔子为何要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朱熹沿袭了邢昺《论语注疏》“劝人学”的解读，同样解读为勉励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