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主旋律电影发展脉络
主旋律作为中国影视界特殊领域的标签，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掌握着属于它自身的命运脉搏，伴随作者导演与受众的关系不断“转向”，主旋律电影能够代表官方观点，这在学术界已属不争事实。研究其历史，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发展背景与作者电影论有一些相似之处——即纠正当时国家出现的一种“谄媚”、“粗制滥造”、“主题情节低俗”的电影制作倾向。“主旋律”顾名思义最早是一个音乐用词，在音乐中指作品及乐章的主要声部旋律。而主旋律一词真正被提出是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广电部电影局局长在1987年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从国家层面出发，对中国电影界进行”拨乱反正”。由此可见，主旋律早在出现之时就代表政府的行为，是一个更高层面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建设工程。1945年以后的新中国文艺坚持与我国政治领域相匹配的“群众路线”，强调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表达，艺术家们要深入基层，用民众的视角来进行艺术创作，讲究深刻体验。电影也同样如此，八九十年代，形如《开国大典》《重庆谈判》《共和国不会忘记》《毛泽东和他的儿子》一类宣扬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层出不穷，具有文献历史片的痕迹，试图在宏大主题的构建中从更高的视点展现国家对于整体社会意识领域的调控，但是更为突出的特点集中在平民化、大众化、理想化，例如电影《孔繁森》《周恩来》《离开雷锋的日子》，这一类电影普遍反映现实，能够向群众展现精神风貌，与受众的距离相对较近。当时的主旋律电影场面宏大，主题高调，制作精美，获得受众青睐，这也与当时中国社会受众普遍的怀旧心理相关，一是怀念“战争”的艰苦生活，忆苦思甜，二是怀念伟人，呈现社会风貌。
（二）“导演”为首的新主流大片异军突起
在电影界，对于电影类型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说法，即电影三分法——“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在主旋律电影发展的同时，艺术电影以及商业电影也在同步发展。一方面与中国社会经济条件的提升有极大关系之外，另一方面早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中就已经提出，一件艺术品的创生，经过艺术家兴会的情感创造，用中国古代艺术原理的解释即——“诗言志”“缘情说”“情志统一”之后，成为一件艺术品。最终要完成这件艺术的生产过程，其最重要一点是受众的“消费”，受众在在科技进步、生活相对充裕的情况下增加了多元选择性。相对主旋律电影来说，艺术电影以及商业电影凭借自身独特的视听优势，开始更多占据受众的视线，尤其是主流观众。消费语境下的中国电影，受众的审美需求和共同意识建构成为一种必要，无论是哪一类电影，都旨在创造更广泛的“平民狂欢广场”。仅仅基于全部受众宏观层面上的建构，通过点对线单一的与受众的沟通方式的主旋律电影自然开始寻求出路，新主流大片随即诞生。1999年在《新主流电影：给予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新主流电影”，为之后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机遇。按照新主流电影的说法，新主流影片并不是细致严密的理论，他是一群青年导演和策划人企图改变中国现今影片现状的美好愿望，虽然指的只是不到2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但在中国电影界依旧掀起了波澜，得到了观众的统一认可。这个认可一方面体现在《战狼》《湄公河行动》《唐山大地震》《集结号》等票房口碑的双丰收，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于将电影的重心从更高层面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转向了一批具有创作热情的导演自身，观众可从新主流电影中了解到更富形态的关于主旋律电影的认知，构建了主旋律电影与其他类型电影的交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