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受众需求体验促推主流电影的表现
从“绘画”到“建筑”、从“电视”到“电影”，再到当代媒介高速发展背景下兴起的“VR”“AR”“游戏”，科技和艺术的逐渐融合、打破屏障的契机点更多来源于受众。以中国“文学”以及“绘画”为例，中国朝代君王意志和社会环境背景的体现都集中在某个时期的艺术品，有的艺术形式也更多的作为统一受众意识形态的工具。“文学”以及“绘画”能从统一意志到“俗文化”背景下创作形式的转变，与受众的需求息息相关，例如明清时期的小说达到顶峰，时代的更迭让老百姓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无法吐露自己的心声，小说文学通过文字艺术方式以及古典型的艺术批评方式让其在百姓之间产生了社会意识体的共同建构，创作者本身也是受众群体中的一部分。此外，受众也一定程度推进了各种艺术的融合和创新发展，“摄影”发展到“电影”即验证了受众不再单一只满足于静态视觉形象的呈现，而渴望故事化的叙事模式和综合的表现艺术的全新表达。
消费市场下的电影更多注重用户体验，用户体验一词来源于营销，用来指代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建立起的用户自身的纯主观感受，而产品获得观众青睐的“密钥”来自受众的共情。延伸到中国电影界，目前的创作路径，无论是艺术、商业电影都在其大框架构建的意识叙事中，以多样的题材和叙事角度，朝着以与受众能赢起共鸣的逐渐成为类型化的主流电影靠拢，例如《芳华》《唐山大地震》等。也就是说，中国受众其实与主旋律电影之间本身就存在联系，又或者说主旋律以及一系列红色电影的频繁出圈，离不开受众对其题材以及主题的黏合度。
1.受众——主题意义建构提升：电视自从发展开始就以极快的速度进入人们的生活。据统计，每一个家庭用户细胞上至少附着着一到两台电视，电视本身伴随性较强，对受众的文化程度和注意程度要求较低，尤其进入“快节奏”生活以来，人们迫切想要找到一个情绪发泄的出口，获得短暂的“精神愉悦”。电视无疑是最佳选择，这也一方面解释了移动电话对于受众黏性增加的必要性，手机符合人们的使用习惯，消解一部分人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屏障，在“快餐式文化”、信息更迭的时代，用户黏度无疑是推进媒介寻求自身发展的助推器。而电影本身相对电视和移动手机，在增强用户黏度方面不占优势，电影为一个更高阶段艺术的产物，对于用户的“资质”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近年，VR与游戏的“介入”，似乎也提升了受众接受“红线”。电影想要在受众层面获得认同，首先需要降低受众观看的硬性标准，增强用户观感体验，在共情中产生主题意义的建构，与受众达成共识。《我不是药神》从中国社会中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入手，典型的将高调主题进行低调处理，这个问题不会锁定观众的年龄阶层、文化程度乃至理解水平，而是民生问题——治病买药。在故事角度的选择就已经吸附了一批受众，故事结尾的诗意化表达又结合了电影本身的特点，将主题意义内容的建构放置在了受众与电影共情的层面。
2.受众——多样化导演风格作品：目前的中国电影受众正在呈现集群化、分众化的特征，大众文化显得“众口难调”，叫好不叫座、叫座不叫好的现象依旧出现在电影市场，《二十二》《三十二》纪录电影本身应该具备一部好的电影应该具备的创造性和文献性价值，但是排片量低，受众不接纳较缓慢的电影片群体，“快速跑步”的刹停副作用明显。从电影供给侧的角度思考，主旋律和新主流电影市场打开了一个“豁口”，《一秒钟》预示了在这个电影精神价值极度匮乏的精神状态下，电影导演急需给予受众集体观影以及垂直细分的契机。《中国医生》《中国机长》题材不同、所接受社会背景的真实环境不同，但是却让受众有了集体观影的仪式感，《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主旋律电影向商业电影的靠拢，也显示了极度包纳受众的决心，《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分群式故事的描述，从主旋律本身映射的意义价值建构中呈现出作品价值增值所产生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