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霸权主义挟制，异域空间加剧解码难度
当今中国故事传播格局中，少数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技术和资本实力控制世界信息生产和传播，造成了世界信息单项流通的不平衡、不平等结构。西方大国的文化霸权主义使中国故事以西方话语和视角呈现，转型和发展中的中国自身所具有的复杂、多样和多元，客观上给西方一些心理不太“健康”的人以另一种解读，这背后时隐时现地会看到某些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影子，中国形象很多时候还是以“他者(Other)形象”出现。再者，由于文化、历史、生活等差异，导致中国故事在异域空间传播中难以与受众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加剧了解码的难度。受众长期浸淫在西方媒体下，处于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制度下的西方民众往往不能完整理解我们所要传达的信息和观点。在电影《花木兰》中，李连杰饰演的皇帝十分像历史上好莱坞影片塑造的一个形象——傅满洲。早在经典好莱坞时期，美国电影中就存在不少具有辱华性质的华人形象，傅满洲作为其典型代表源自古希腊形成的“黄祸”(the yellow peril)话语。近百年的历史演变，傅满洲的形象竟仍会在美国电影中闪现，足可见，这部《花木兰》在宣传上虽是一部以中国传统故事，演员全华裔阵容创作的影片，但它还是一部以西方为中心的作品，包含着西方强加给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或脸谱化的国家形象。

（二）自身话语缺失，形象被他者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多以单向“对空演讲”式的传播思路向世界宣讲我国形势与发展。这就导致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话语体系难以融入世界主流话语体系中，被外国予以曲解不认同。我国传统的官方外宣话语体系基本沿用了建国后的符号系统，往往是口号式的、排比式的、说教式政治话语，大话、空话、套话颇多，容易引发“宣传恐惧症”。同时，故事讲述手段以及知识和技能的不足也会加剧西方单向塑造的刻板印象，我国在讲述中国故事时缺乏能够完备展现中国的精品IP，外国受众了解中国的渠道局限于西方传播的形象。在《花木兰》电影中，刘亦菲以丹凤眼，面颊消瘦，红唇黄面的形象出现在福建土楼而非书中的“黄河边”，一方面印证了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刻板印象，一方面也是自身传播思路设限，没有让中国文化更好走出去的表现。我们要讲述好中国故事，就要努力避免被外部世界视为“他者”或“异类”，学会运用同理心(empathy)进行换位思考，以一种外部世界可以理解、可以明白的方式进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