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翻译学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提出著名的阐释学理论，该理论将翻译过程分为了信赖、侵入、吸收与补偿四个步骤。其中第一步，信赖，体现了较强的译者主体性：译者之所以拿一篇原文来进行翻译，是因为他相信原文有价值以供人们了解交流。故译者译前总是要选择有意义的原文，否则就会放弃该文本。(Steiner， 1987：70)可以看出，葛浩文在选择对《河岸》一书进行翻译前，首先应当肯定该书所蕴藏的中国文化，理解对书中所蕴含的乡土气息，并认为该书内容值得在西方传播。然而，葛浩文尽管在翻译全书主体文段时已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对“中华文化走出去”起到了极大帮助，他在确定总体翻译风格与翻译策略时仍受到除译者本人想法以外因素的影响。这些外部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读者偏好、出版商意见与中西语言表达差异。
1 读者偏好对葛浩文翻译风格的影响
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交际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产生的涉及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而翻译首先是一种交际行为。（余灵灵，1998：179）这说明，翻译不止是译者与作者之间的沟通过程，更是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过程；故译者在翻译作品时，不仅需要尊重原作者，还需考虑受众读者的需求。这就可能导致，部分葛浩文主观可以理解、认为有传播价值的文段，于身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广大西方读者而言是匪夷所思的。这种情况下，葛浩文也做到了灵活变通，没有盲目坚持译者主体性，而是通过删译部分文段以满足广大西方读者需要。
在《河岸》英译本中，葛浩文对邓少香就义过程进行了大量删译，这足以证明葛浩文确对读者偏好有过细致考虑。原作中，作者苏童用了约两页的篇幅描绘了邓少香为保护游击队物资所发扬的大义凛然气概与集体主义精神。然而，该内容在葛译《河岸》中只用了四小段加以概括，并未尽数传达原作种的集体主义精神。这是因为，西方奉行自由主义，而该主义所确立的数条基本价值原则则包括个体至上原则与利己乃人的天性原则。（江畅，2020：146）故东方文化所大力弘扬的集体主义观在西方世界是很难得到认同的，而西方读者对该类内容的排斥情绪又会对全书在西方的受欢迎程度产生一定影响。由此，葛浩文选择了以删减或改译部分内容的方式迎合广大读者阅读兴趣。而尽管这样做势必有损原文的整体艺术效果，但在翻译的交际功能方面又是有一定必要的。
2 出版商意见对葛浩文翻译风格的影响
文化学派是翻译界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学派，其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内特与安德烈·勒弗维尔（1992：179）曾提出，在意识型态、赞助人和诗学等因素的作用下，翻译只能是对原文文本的改写。因此，在分析葛译风格时，不能忽视赞助人、或是出版商这类外部因素对其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的影响。
文学是交流不同文化与意识型态的渠道，在文化渗透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正因如此，出版商等赞助者需对输入的译文内容进行严格把关，根据有关特殊要求，有意识地要求译者采用编译、改写等“变通”手段改造译文，削弱其政治敏感性与意识型态冲突性，否则译本将不予发行。具体请见下例：
例7 原文：你们家…是反革命…是资产阶级走私主义…(苏童2009：22)
译文：…it's not socialism! It gives socialism a bad name. （Howard Glodblatt 2011: 49）
《河岸》的背景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即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此，书中众人的日常交流常有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资本主义却正是西方意识型态主流。或考虑到出版商需在译本发行前对内容严加审查，葛浩文将“资产阶级走私主义”等词改译为“not socialism（非社会主义）"，以此谨慎处理原文中政治敏感的部分，并弱化该译本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带来的意识型态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