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看似不同，实际上有显著的交叉点，作为典型的文化记忆，名儒家训的传承正好可从其交叉点上找到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支撑。
（一）家训作为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是一个社会全部知识的总概念，这些知识在特定的互动框架内掌控
着人们的行为体验，需要人们世世代代对其进行反复了解与熟练掌握。文化记忆关注记忆的文化属性，认为记忆的建构发生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个人记忆的超越而获得的群体性。另外，文化记忆能够长时间传承和延续，能够塑造维系个人、集体、民族乃至国家的身份。
文化记忆的产生、发展和传承都是在交流互动中进行的。哈布瓦赫认为人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不能产生记忆，只有在互动和交流中记忆才能产生。阿斯曼也认为文化记忆内容的持久固定只能依赖文化造型，即借助文字、仪式和文物等媒介就过去进行有组织和仪式化的交往和沟通，或者通过庆祝、观看或者诵读等一系列机构化或制度化的交往沟通保存文化记忆。可以说，文化记忆的传承是立足于现在对过去进行的一种重构，只能在社会框架下通过互动交往才能实现。
家训是某个家庭或家族对子孙后代的教诲，对其修身、处世、持家以及治业等诸方面的行为进行规定和约束，要求家庭成员牢记于心并严格实践。回望历史，我们发现，许多名儒家训不仅能够纵向历时流传，即便是在同一时期，不同名儒家训也能和谐共存，同时为人们所接受，为大众广为赞誉模仿，甚至一些名儒家训已经通俗化，成为不同群体和阶层共同的文化记忆，安徽名儒家训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然而，作为珍贵的文化记忆，这些家训的当下存在状态并不乐观，按照文化记忆的内在属性要求，亟需将其传承活动置于社会框架之下，寻求适当的传承路径，在这方面，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支撑。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
行动者网络是参与某一行动的所有行动者组成的关系空间，该理论采用社会学模式，以行动过程为导向，从社会建构视角考察行动者的网络构成，描述他们在行动中的关系。对于行动者，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是行动者在范围上不仅包括人类行动者，也包括非人类行动者，拉图尔认为除了人，参与行动的物或其他非人因素也具有能动性，因此也必须将其归为行动者范畴。其次是焦点行动者，在行动者网络中，所有的行动者都应该受到重视，但是在某一具体行动中有特定的焦点行动者在网络中发挥主导作用。最后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虽然有很大的异质性，但他们有共同的目标，为完成同一任务而被纳入同一个关系空间，是合作关系，彼此进行着交互，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结、彼此依存的多维度生态系统。
行动者网络理论既是概念理论也是方法论，不仅能为文化记忆的传承提供
理论框架，也能提供具体的路径与方法。将其应用于文化记忆的传承实践中，能够兼顾所有行动者、整个行动过程和行动效果，即发挥所有行动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以传承行为为中心，以传承过程为导向，保证传承效果的最大化。
由于文化记忆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理论核心上都以社会学模式为基础，在方法论上都以建构主义为路径，强调行动者的互补与互动，两者之间的完美相遇就为家训这种典型的文化记忆的传承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方法论保障。
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出发，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框架内探讨名儒家训的传承，必须厘定的要素包括：传承什么？谁来传承？如何传承？这些因素涉及到名儒家训的载体、传承者和传承媒介。按照行动者网络理论，它们都是名儒家训传承过程中的行动者，相互依存、互动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