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家训记忆载体的是一个集合体，不仅有家训文本本身，还包括一系列以其他形式存在的与家训记忆相关联的载体。它们承载着家训记忆内容，在行动者网络框架内，是家训记忆传承行动中的对象性行动者。之所以称其为对象性行动者，一是因为它们是传承的对象，属于对象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哲学上有公认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与“对象能动性”的说法，这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参与行动过程的非人因素也具有能动性、也应该被看作是行动者的论点是一致的。传承家训记忆，必须将这些载体有序化、系统化，形成清晰的家训载体集合。
（一）复合的家训记忆载体
按照家族相似性理论，我们可以将家训记忆载体进行范畴化，分为家训本体、家训变体与类家训。
1、家训本体
在家训载体集合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包括家诫、家规、祖训和治家格言在内的家训本体，它们最具典型性，是整个集合体的核心和传承行动的最主要对象，多采用文字模态，记录儒家最为关注的修身、齐家、立身、择业、交友等范畴，形成了完备的内容体系。例如桐城名儒张英、张廷玉父子的家训主要记录在《聪训斋语》和《澄怀园语》中，内容涵盖修身、读书、治家、择友、养生和怡情。这些内容分列于立品纲、读书纲、养身纲和择友纲之下，每一纲又涵盖三目，形成了四纲十二目的完备系统的记忆载体。其中的立品纲涵盖戒嬉戏、慎威仪和谨言语，读书纲涵盖温经书、精举业和学楷字，养身纲涵盖谨起居、慎寒暑和节用度，择友纲则包括谢酬应、省宴集和寡交游。这些直接体现了张英家训的核心精神，传承张氏家训，它们就是理所当然的焦点传承对象。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行动者（人的、非人的）之间的互补，除了家训本体，我们还必须在家训载体集合中寻求补充性传承对象，即家训变体与其他类家训。
2、家训变体
家训变体与家训本体的亲缘关系非常接近，其承载的意义与家训本体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与家训记忆书写方式和方法有很大关系，因为许多变体就是在家训思想的指导下写成的，有些甚至就是家训的浓缩、阐释或重写。这种记忆书写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使这些变体进入家训记忆载体集合，其中典型的有家书、家谱和家传等。
家书作为家庭成员之间的通信，其书写多与家训家风密切关联，甚至许多家庭成员之间通信时会直接提及家训，尤其是长辈写给晚辈的书信，往往会以家训对其进行教导或劝诫。民间津津乐道、广为流传的桐城张英的家书“千里捎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便是其家训“终身忍让，不失尺寸”的直接体现，展现的是其“礼让”家风。家谱是某一家族最为重要的记忆书写，通过家谱，可以查看家族的世系繁衍历史，了解家族重要成员的事迹。多数家谱都会将家规、族训或者一些治家格言写入前言后记中。家传记录家族中富有名望和做出贡献的人的事迹，大到为国为民，小到为家族宗族（例如出资修缮祠堂、修谱、维护祖茔、赞助宗族中的老幼孤寡等），这些事迹多为儒家伦理道德所倡导，成为家训和祖训的注脚。
3、类家训
按照家族相似性理论，与家训本体较为接近的还有堂号、匾额和楹联，对其意义阐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训本体，它们往往高悬于厅堂或者写在柱廊之上，可见度大，作用发挥非常直接，因此可以将其称作类家训。
堂号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家族中富有名望的成员的事迹或者教诲，二是涉及家族史上的典故，三是家族的来源地。堂号往往悬挂于家族的厅堂或祠堂之上，非常醒目。与家训记忆关联较大的是前两种堂号，多是家训的体现和注脚，其目的是彰显祖先的道德功业、显示家族的特点，训诫家族子弟以先祖为范、传承家族优秀传统，一些徽州名儒采用的“德良堂”、“清懿堂”、“希濂堂”、“承志堂”、“覃思堂”、“惇伦堂”、“敦本堂”、“敬爱堂”、“留耕堂”便是这类堂号的典范。作为类家训的匾额指的是与家族成员的道德修养、处世哲学等内容相关的匾额，它们是家训的浓缩，高悬于门楣之上，例如一些徽州名儒采用的“清慎勤”、“志洁行芳”、“忠孝兼全”等，这些匾额与家训内容一脉相承，对家族成员发挥着明志、警策和训诫等功能。发挥同样作用的还有在祠堂、厅堂、书房或者居室内书写的一些楹联，例如我们在黟县西递村发现的“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二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耕曰读”、“事到临头三思为妙，怒上心头一忍为高”等等，诸如此类的楹联对家族成员的志趣追求、道德修养和行为举止时时进行警醒和劝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