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根本上，佩特自视为一位“文体家”（stylist），而非专业的艺术史研究者。“文体家”，在最高和最低的意义上，皆是苦心孤诣地“追求风格的人”。佩特对散文这一文体的浸淫甚深，以至于他的一切思想几乎都被这一文学形式所掌控；同样，他也以这一形式牢牢把控住了他所研究的一切主题。在他晚年所写的《文体论》（“Style”，1888）一文中，佩特道出了宰制着他的写作的秘密。他将散文视为一种有着绝大包容或“综合”之力量的、能够承载统摄诸多复杂思想的形式和手段，借由它，历史、科学、艺术诸主题能在同一载体之中达到完美的调和状态，变为一种“织锦”（tapestry），彼此圆融无碍地交错与缠绕。佩特极为擅长广征博引那些属于艺术之外学科的知识与词汇来丰富他的文章。略举一例，《文艺复兴》的“结论”中的几处表述，关于人体的生理活动与感觉仅仅是科学范畴内各种元素的化合作用，直接来自佩特对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生物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Biology）与约翰·廷德尔（John Tyndall）的物理学著作的阅读；这些奇妙的引用与他随后拈出的生命的“火喻”相得益彰。佩特很少做多余的修辞润饰；作为一位服膺福楼拜与布丰之圣训“风格即人”的文人，他在形式上的努力从来都是为了更准确地匹配其内容，因为“独特的词汇、短语、句子、段落、文章或歌曲，完全适合于其中独一的心灵表现或视觉感知”；通过这种努力或写作之策略，他才能“如实”地传达自己的思想与感受，增加“理解的厚度”，以便更好地观察他人或自己的灵魂。
因此，佩特通过阅读散文的方式来阅读历史与艺术。在他眼中，“对于事实的感知”（sense of fact）才是至关重要的，像所有处于科学的边界上的复杂学科一样，它们“仍会在不同程度上取代事实的地位”；那些杰出的历史学家，诸如李维、塔西陀或米什莱，他们“满带着敏锐的感性能力（sensibility）在过往的记载中间游移着，每个人依照自己的感知（sense）而变化——谁能预知他们将通往何处？——由此变得与抄录者有所不同；每个人，当他这样变化的时候，便踏进艺术的境界”。对佩特而言，当一位历史学家不再抄录那些琐碎具体的历史事实，转而专注于记录他对此生发的感知之时，他就变成了艺术家，他的作品就成了美妙的艺术。在这层意义上，佩特眼中的历史学家与他在《文艺复兴》所定义的审美批评家同出一源：
“……在审美批评中，照其本来面目看待事物的第一步就是了解自己印象的本来面目，对之加以辨析，并明确地把握它……审美批评家把他必须涉及的对象，即一切艺术品以及自然和人类生活中较优美的形式，看作产生快感的动力和力量……伴随着我们对这些印象的感受力的逐渐深入，我们所受的教育也相应变得完善了。”
而在《文体论》中，佩特对所谓“自己印象的辨析和把握”添加了一个潜在的前提，即对事实生发的感知。在此基础上，我们回顾《文艺复兴》，会发现他将文艺复兴视为一种全面复兴和新生运动的“心灵表现和视觉感知”，其所遵循的亦是德国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er Burckhardt,1818-1897）式的情感认同，后者认为个体历史学家是漂荡于汪洋大海之上的一位“海景画家”，他所能给读者（观者）提供的仅仅是一幅幅片段的“历史图景”。布克哈特追求的是并非是一种专业的历史科学，而是一种“历史感”的把握；而这种历史感的培养、对于日常历史情境的进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艺术的审美态度完成的；佩特对此深深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