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的编纂本身便是为了文士积累、检索辞藻和典故的需要。这一点，学者已多有论述。张涤华云：“盖类书之兴，本求作者资其用，故其为书，如富家之储材，栋椽枅栱，云委山积。匠者得之，左右采获，应手不穷。”诗人们平时在读书之际，随手将见到的适合入诗、入文的材料抄录下来，积少成多，分类编排，便成为了类书的雏形。因此可以说，只要文人有积累写作语料的需要，类书便会源源不断地产生。胡道静说：“类书储材待用，一方面是备仓卒应对之需，一方面也是为撰文、作诗资料之需。封建时代的诗、文，大多是需要堆砌典故。临事得题，不得不乞灵于类书，而平日不得不有所豫备。虞世南之为《书钞》，当然主要是为此。白居易作《六帖》，元稹作《类集》，晏殊作《类要》，秦观作《精骑集》等等，无非都是如此。”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
然浅见者临文而踌躇，博闻者裕之于平素，天资不充，益以强记，强记不足，助以钞撮。自《吕览》《淮南》之书，《虞初》百家之说，要皆探取往书，以资博识。后世《类苑》《书钞》，则输资于文士，效用于謏闻，以我搜辑之勤，袪人翻检之剧，此类书所以日众也。
黄侃在这里肯定了类书为诗人积累语汇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那些“浅见者”因为平时缺少积累和准备，临到写文章的时候难免捉襟见肘、难以下笔；但真正的“博闻者”会更加重视平素写作材料的收集。这是因为人的记忆力总是有限的，“天资不足，益以强记；强记不足，助以钞撮”。类书之所以会让人诟病，主要是因为重视辞藻和典故的文学风气不被认可，但只要我们客观看待诗歌创作中语汇积累的意义，便不难认识到类书为古人创作积累“诗材”的重要性。早期的类书如《修文殿御览》《华林遍略》等，只是把古书中的文句加以摘抄，依次罗列。从隋代杜公瞻《编珠》开始，类书的编纂者开始把古书中的语汇加以提炼，以供临文取用之需。其书有隋炀帝大业七年（611）自序云：“皇帝在江都日，好为杂咏及新体诗。偶缘属思，顾谓侍读学士曰：‘今经籍浩汗，子史恢博，朕每阅览，欲其故实简者，易为比风。’爰命微臣编录。”故实，即典故也；比风，即排比、对偶之风。由此序可以看出，《编珠》的编纂本身便是为了皇帝采掇典故、创作近体诗的需要。今举《编珠·山川部》片段如下：
暴练河，萦带海。
刘荟《劭山记》曰：“黄河去劭山一百余里，望之如暴练。”《罗浮山记》曰：“浮山东岭杳冥，东南望海，有如萦带。”
谷王，水伯。
《老子》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孝经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之中。”
桥势如星，沙形如月。
《华阳国志》曰：“蜀郡城西南有七桥，云李冰所造，上应七星。”《太康地记》：“西海居延县流沙，形如月初生五、六日也。”
这里，杜公瞻从《劭山记》《罗浮山记》《老子》《孝经援神契》《华阳国志》《太康地记》等书中，摘抄出了一些字句，这些句子两两对仗，本身便可以直接放入诗文中进行使用。这些语汇既可以看作典故，又因其本身的华美，被当做艳辞丽藻进行使用。后世类书如《初学记》等都继承了这种做法。以白居易的《六帖》最为典型，《六帖》卷一《月第四》云：
牛喘（《世说》：“吴牛见月而喘。”） 鹊飞（魏武帝歌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恒娥奔（羿妻，窃药奔月，乃为月中仙） 丽天（日月丽乎天）
括号中的小字注有的是说明出处（《世说》、魏武帝歌），有的是作为批注（“恒娥”、“丽天”的解释）。有些地方，则可能是补录出的下文，如《六帖》卷一《天第一》：“天尊（地卑）。”“观天之道（而四时不忒）。”这两句话都出自《周易·系辞》。关于这种注释体裁的不规则，柳川顺子指出，这可能是《六帖》注释乃出于多人之手的结果。无论如何，这种摘字体的类书，与文人创作诗文采掇典故辞藻的需要是切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