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奈特的“社会过程”理论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作者将“社会过程”定义为——被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精英）为感知和求解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问题而参与（包括退出）的对话过程，如果社会治理是基于这一过程的，就称为“基于对话的治理”。全体社会成员中谁是“重要的社会成员”？换言之，哪些人是一个社会真正的精英？这一问题被作者称为“社会生活的首要问题”。作者的答案是文化演化的“群体选择”决定。如果要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作者给出的答案是——由已获得重要性的社会成员达成关于社会成员之重要性的共识。这个答案不可以递归分析，即已经获得重要性的社会成员如何产生，这样，我们需要引入演化论的视角，这样，答案就是——那些无法感知并求解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问题的社会，长期而言，将被自然选择的力量淘汰；而那些生存下来的社会，其社会成员中被认为最重要的社会成员，或多或少（如果时间足够长，就可以得出完全肯定的回答）履行了“感知并求解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问题”。识别并求解“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可以重复执行的程序性问题，它的特点是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担当此任的人我们可以称为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在社会这个特殊领域的运用，我们可以合适地称为“政治企业家”。任何社会都必须应对政治学基本问题——社会进步的核心驱动是由“不确定性”激发的企业家创新，而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潜在利润（可以转译为社会状态改善机会如自由增进和经济增长，即“政治利润”），是政治企业家的行为激励。
尤其是在转型社会中，一套成熟的基本规则尚未建立起来，秩序尚未进入稳态，这种情况下通常出现“精英失灵”。所谓“精英失灵”，指转型社会中被认为最重要的社会成员普遍丧失感受和求解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的能力；或者，有能力感受并求解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问题的社会成员并未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成员，因此他们的声音不被社会倾听，也即，真正的精英不能获得精英之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