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藤原惺窝之后,其高足林罗山作为日本江户前期朱子学派的最重要代表在日本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605年,林罗山被德川家康任命日本最高学府的负责人的“大学头”,参与文教政策的制订等,使朱子学成为幕府时期的显学。林罗山在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在建构一个日本文化的语境下具备本土化特色的思想体系,他在对朱子学中创造性解释中评述杨时的思想。他认为
人道广大而有体有用。盖本心之德是体孝弟是用也;为仁则孝弟是体而仁民爱物是用也。龟山以万物一体为仁则遗体;上蔡以知觉为仁,则遗用。
这里可以看出林罗山对“仁”的阐释中遵循朱子的仁的定义。程朱理学构建庞大精微的“仁体孝用论”,朱子提出“性体情用”进一步阐发“仁体孝用论”,进一步完成其理论建构。以“仁”为性,是未发,“为仁”是情,是已发。孝是情,是行仁的一个开端。罗山认为龟山先生“万物一体之仁”片面强调仁体,而谢良佐提出的“知觉为人”则片面强调仁之发用。罗山另说:
伊川谓:称其仁;龟山谓:皆囿我之度内;吕与叔曰:洞然八荒皆在我闼;朱子曰:归犹与也。天下之仁皆与其仁。极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近世多依杨吕意而曰:归之者返其宅也。吾仁还与宅则合天下一原之。仁举返于吾宅,大虚之内有六合一体之规模。然不若伊川、朱子说得较实。[[[] 胡勇.朱子学新生面的开显——林罗山理学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P50
朱子认为,仁者之心可以与天地万物同体,天地万物同体不是“仁”,而是“仁之量”。在朱子看来,“万物与吾一体”说,缺乏下学工夫的成功响应,即对客观事物的洞察,其体认之法太过简易。罗山认为龟山先生强调复理的重要性,但“天下与吾一体耳,孰非吾仁乎”,说得太高,却没有讲到如何落实。可见林罗山对龟山的批评依然是在建立在朱子对龟山的评判的基础之上。相比杨时认为“君子之学,求仁而已”,在罗山心目中,“仁”不是一个“至大”的存在,而是贯穿于日用中德实学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