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用于监测声音的收听装置出现在影片中，意味着身体可被侦听、被跟踪，人的行动和思想被不可见的一方操控。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收听装置是一种潜在的区隔符号，它在无形中可以将影片中原本连接着的时空区隔开来，进而使人（社群）/人（社群）区隔开来；它也可将互不关联着的时空接合，使得不同的人（社群）勾连起来。即，接收维度会造成影像时空的缺席与在场。
首先，从人类与时间的关系来看，人们对时间是有着与生俱来的崇拜和追求的。伴随着工业社会的不断进化、新媒介技术的横行，人们却依旧很难真正地改变时间的轨迹，但人们会通过一些方式试图对抗时间的消逝，譬如，发明一些可供记录、留存视听资料的机器用以留住某一瞬间，其中被录制的声音可连接现在与过去这两个时间，声音的时间属性得到悬置和保存，磁带和录音技术的革新使声音逐渐“实物”化。在美国电影《对话》中窃听他人谈话的私家侦探哈里，就利用磁带录音可无限制地存留和复刻的技术，不断地重播和聆察此前受命侦听到的一对青年男女不清晰对话，以获取具体信息。另一部影片《凶线》里，电影录音师杰克·特里在回放自己收听到的采样声音时，通过录音带还原了命案发生时汽车翻撞入水中前的枪响，被迫卷入一场美国政治阴谋争斗中。由此可见，录制好的声音能让时间随着“倒带”行为被“逆转”，声音的单向时间性在反复操控的按键中被打破，过去与现在共同组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听觉时空。而无论是《对话》中短暂缺失的对谈内容（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二人说话的语音语调等），还是《凶线》中车子撞毁前嘈杂的环境音，这些已经流逝的时空都在录音磁带被有选择性地倒带、重播的过程中被重构，声音的在场感被不断复现。
其次，从人类与空间的关系来看，人所到之处，所听之处，是一个被感知到了的空间场域，收听装置的出现延伸了人的踪迹，它悄然地将多个现实的物理空间连接，让一方持续地闯入另一方的空间。不同的是，此时的收听行为常是秘密、隐蔽、不被知晓地展开，它对空间具有一定的侵占性，不仅如此，它所占据的并非只限于纯粹的声觉空间或物理空间，还会波及“人类用各类符号垒砌的带有文化属性的精神空间，如家庭氛围、企业文化、民族精神和思想意识形态等”，即这一空间类似亨利·列斐伏尔所提及的空间概念，并且作为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声音的弥散，已经成为了“空间本身的生产”。因此，接收到的声音所越过的、弥散开来的空间还应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心理上、思想精神上的空间防线，这在影片中有着特别生动的呈现。譬如，《国家公敌》讲述的是迪恩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到了一卷记载凶杀真相的录像带，这恰与美国国会议员密切相关，之后议员滥用职权，将原本设计用于维护国家安全的监听、定位等侦查技术，挪用来严密地监测着迪恩行踪，他只身踏上了逃亡、追踪幕后黑手之路。在这里，收听的空间早已泛出了物理空间，明显是美国政治权力滥用、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矛盾等文化空间的符号性在场。在《窃听风暴》中，代号“HGW XX/7”的东德国安局情报窃听专家，由最初的忠于职守到最终改变立场，转而费尽心力掩护侦察对象——作家德瑞曼，窃听专家也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有意思的是，是窃听行为让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翻转，这种翻转体现了一种由物理空间上的勾连，转向精神空间上的靠近，乃至连接与融合。德里达在“被听见的—说话”模式中，就曾认为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是“普遍形式下最靠近自我的作为意识的存在”，在收听装置出场的影片里，对自我存在的提示汇聚于收听者聆察到的音景之中，表达为“我收听故我在”，声音由耳朵汇入心，拨动人心弦，收听装置摇身一变，化作人们彼此心灵产生无声的深度互动、碰撞或和解的转换物。所以片中窃听专家和作家关系得以再择进化，作家不畏强权，对真相与艺术的坚守救赎了窃听专家的灵魂，替专家呐喊与宣告了自我意识的存在，于是专家最后擅自做出了保护作家的决定，谱写了一场为击碎残酷政治高压隔空“合作”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