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颂的科学精神贯穿于其为官生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事论事的实践精神,二是独立自主的客观精神。这两点使得苏颂官宦生涯与众不同,具有了身在庙堂则兢兢业业,陷身于党争却卓尔不群的个性化特征,这使得他可以做到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漩涡中秉持为国为民的本心,务实而又创新。
首先是就事论事的实践精神,苏颂作为宋代官员,苏颂为官秉持的是“忠君爱民“的思想,忠君之事,廉洁爱民,在此“事”之外,别无旁骛,唯其如此,方能就事论事,付诸实践。苏颂的忠君,并非愚忠某一位皇帝,而是整个国家,当皇帝命令与律法抵触之时,苏颂敢于不惟上命,不惜官位身家,最典型的便是“三舍人”事件,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王安石欲越级提拔李定,苏颂等认为不合规定,数次封回词头,后因此得罪皇帝,被申斥罢职。其执着于律法的较真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后人论及苏颂,多感叹其在北宋新旧党争之间的进退自如、独善其身,其实这是苏颂自己独立自主的客观科学精神所决定的结果。时值北宋王安石变法之时,朝廷人事浮动,政治风起云涌,苏颂既不依附新党,也不托庇旧党,“避远权宠,不立党援”( 曾肇《赠司空苏公墓志铭》,载《苏魏公文集》),其行事风格始终如一。依据宋史记载,苏颂人品高尚,宽宏厚道,其时其后,为人为文为事均有受人称赞之处。虽曾官至宰相,却廉洁清贫,曾肇在《赠司空苏公墓志铭》中写道“虽贵,奉养如寒士。筑第京口,仅蔽风雨。比薨,来吊哭者,见其服用俭素,皆叹息而去。” ,足见苏颂在镇江京口建宅的简朴。
苏颂在《次韵王伯益同年留别诗》中有 “惠爱于民此最亲”之句,当是其“爱民”思想的直白表达。但是苏颂的爱民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付诸实践,得益于其自身极高的科学素养,苏颂的爱民行动往往着力于具体工程,着眼于长远之计,例如,在开封时,“建请浚自盟、白沟、圭、刀四河,以疏畿内积水”,积极疏浚水利,沧州任上正值黄河泛滥,苏颂亲自调研,指出疏引之法。担任颍州知州,上书减轻百姓负担,直至事情解决,当地人都不知道苏颂所做的这些工作,足见其重于力行,注重实践,注重创新,这离不开他自幼养成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