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预见的是，虚拟偶像这一产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姿态。当下，除了进一步细化虚拟偶像的声音、形态等特质外，部分厂商开启了虚拟偶像与“VR”、“AR”等技术的融合进程，试图继续缩减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有企业重拾模拟之路，推出几近真人发音的语音合成技术，同时将AI技术植入虚拟偶像为其“赋予智能”，使其具备自我学习、双向互动的能力，试图实现对人类中枢神经的模拟。在未来，技术的补偿性发展将促使虚拟偶像为受众带来更加真实的多维体验和更加饱满的精神寄托。在虚拟偶像蓬勃发展的今天，许多厂商已经着手发展“全真模拟”的方向，逐渐与早期的ACG文化割席，力求深入到发丝级别的细节来复刻真人的特征，将虚拟偶像从服务于青少年的亚文化载体拓展到面向全社会、全年龄、全圈层的“国民偶像”。全拟真的虚拟偶像能否被社会接受仍有待时间的验证，但其“容颜永驻”、“全才全能”、“永不翻车”等标特质势必会对既有的文娱格局造成冲击。
补偿性媒介理论作为揭示媒介技术演进逻辑的一种有力解释充分说明了媒介技术的发展是“孵化式”而非“替代式”的，在既有社会运作框架的允许下，旧有媒介与新兴媒介将处于一种默契的共存状态，当下的虚拟偶像格局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尽管全新形态的虚拟偶像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旧形态虚拟偶像的受众流失，但先前的虚拟偶像并没有就此消逝，反而会积极拥抱新的媒介技术来丰富自己的既有形象，在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彼此交融的文化圈层中不断产出新的话题与作品。由此可见，虚拟偶像在未来将会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趋势，这其中既包含新媒介技术赋能下的“新生代”形态，也包括既有虚拟偶像的自我完善。媒介技术使有别于传统偶像的虚拟偶像在数字时代大放异彩，也进一步使我们确信当下的虚拟偶像远非最终形态，其蕴含的巨大潜力有待时间的挖掘。
与此同时，技术赋能下的虚拟偶像也引来了一些批评与忧思。得益于技术的下放，虚拟偶像成为青年利用新媒介技术来实现自我界定、自我言说、视觉呈现的一种介质。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虚拟偶像逐渐褪去了传统偶像身上的“神性”，更多地依赖受众“全民养成”的过程来为这特定的角色符号赋予内涵。”虚拟偶像已经成为青少年文化中的重要一环，在价值观塑造、文化传播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对于虚拟偶像的约束更多的是参考“网络主播”，部分虚拟偶像在“面具”之下的言行举止明显有违公序良德，辱骂、低俗等事件层出不穷，在其拟真性的加持下，这些负面效应被指数级放大，成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暴力”。此外，无论如何努力地填补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沟壑，二者始终无法跃进到同一维度，从这一角度来说虚拟只能作为社会机器的一部分履行调节功能。长期沉溺于高度的拟真世界中难免会使人产生迷失感，时常可见部分青少年将虚拟偶像身上营造出的“完美感”带入现实，在面对现实与虚拟的差距时产生巨大的割裂与落差，从而继续遁入虚拟偶像的社群之中寻找慰藉。
除此之外，虚拟偶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暗含着“数字人”的隐忧。在2013年歌手周杰伦“魔天伦”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技术团队借助全息投影技术使已故歌后邓丽君以虚拟现实的姿态重返舞台，在语音合成等技术的加持下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独特的视听体验[6]。技术的赋能使得昔日偶像以数字化的样貌“重生”，这无疑拓宽了虚拟偶像的既有边界，也使这一符号陷入伦理的泥沼之中。对于后人是否有权力利用现代技术使“故人”以虚拟姿态重现的这一问题，至今仍是业内争论的焦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