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三大国际电影节的入选标准与桂冠作品进行分析，梳理、归纳出“国际大片”的某些创作与获奖经验，主要目的为中国电影艺术创作的未来繁盛与创新之路提供某些有益借鉴。中国电影艺术的创新发展与“走出去”，至少包含“影展电影”与“市场电影”两种路径。以下，笔者从第一条路径给予阐述，分析中国此后“影展电影”的发展之路。
（一）坚持文化自信，主动“走出去”
中国领导人在建党95周年、十八大、十九大等讲话中，多次提出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特别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是前两方面的必备条件。或许是因为中国在近现代被各国宰割，尽管建国几十年来我国以迅猛的速度在高速发展，但我们在文化自信方面还是有所欠缺，因此才会在文化艺术等层面出现崇洋媚外的情况。
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是，1953年，我国电影代表团携故事片《翠岗红旗》参加国际电影节，获得了国际上热烈的反响，并且将各国电影界求之不得的大奖授予我国。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国代表团的领导拒绝接受这个奖项，其拒绝的理由竟然是认为我国的影片不配获得如此殊荣。“文化自卑”的事情在一次次上演着，比如中国每年参加国际电影节评选的影片只有几十部，和美国、法国等国相距甚远，这说明我国影视制作者对自己拍摄的影片并没有足够自信，不相信它们能够与国际上的影片相匹敌。大约出于此类原因，我国很多优秀的影片都错过了在电影节上展现自己的机会。
因此，作为我国影片在国际电影节获奖、实现走出去的前提条件，就是制作者本身要坚持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坚持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观念，摒弃过去的文化自卑观念，摒弃“西方逻各斯主义”，主动地通过各种渠道去参与国际著名电影节，不断增加中国电影的国际获奖数量。三大国际电影节除了常规奖项之外，还有一系列国际电影人组织的小型影展，跟优秀的国际影视工作者进行交流，从而学习他们的的优秀理念和影视相关知识。总之，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收获的渠道和机会有很多，我们必须鼓动电影人以“中国兵团”的形式积极参与，这对于当前积极发展影视文化产业并极力使之成为社会支柱产业的中国，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二）“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或“国际故事+中国表达”
鲁迅曾提出两个文化方面的观点，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和“拿来主义”，这对于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表达具有很强的启示性。随着时代的不同、价值的更新，我们如果还是固守陈旧的、传统的、僵硬的价值观念与艺术观念，是不利于我国电影走出去的。
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相对应的，可能是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他们大多是通过框定本民族这个界限，运用中国的视野去做作品，坚持民族奇观的表现，赢得了国外部分受众的关注，却被一些人斥为“文化本位主义”“后殖民主义”。当下，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一个愈发真实而清晰的东方世界逐渐褪去了神秘的面纱。因此，继续选择固守本民族文化的表现，是不利于中国电影未来发展、走出国门的。
上文说过，三大国际电影节的桂冠影片，其叙事内容大多是本民族或更大范围即全球的，例如众多美国影片中的演员和故事发生地跨越了多个国家。《花木兰》是由美国制片、拍摄，但影片内容是中国故事。李安导演的《喜宴》主要讲述中国情感文化转型的故事，邀请中美两国演员，主要取景地选在美国，也渗透了西方文化的观念。这是“中国故事+美国表达”的跨文化创作模式。赵婷导演所走的路径与之略有不同，利用美国演员在美国场地诠释美国故事，但渗透了中国导演的某些观念，近似于“国际故事+中国表达”，依然是跨文化模式。其实，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和“全球一体化”是不分你我的，不分主次的，不分制度形态的，都应该是站在全球、人类的视点去，进行艺术创作与文化表达的。作为尝试融入国际文化的中国影片，可以尝试选择利用外国的故事、演员，选择多国进行取景，从全球受众与当代观念的角度出发，让更多国家的观众在观看影片时产生文化认同感，继而实现真正地走向国际、融入国际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