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模式，国外的道德建设实践主要集中在建立教育体系、发展品德教育、增强社会引导三个方面。如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城邦公民的品德教育，通过构筑贯穿政治学、修辞术、伦理学思想体系的古典西方德育模型，以此培养良善的公民德性和实践伦理。当代美国社会采用新品格教育作为其社会道德重建的主要范式：实践范围主要集中于美国公立学校，通过专门的品格教育课程以及多样化的教育方法，从隐性教育渗透、互联网教育途径的应用到家庭、社区、学校、教育机构多方力量，形成多领域、全方位的教育模式。以期培养个体价值认同，健全道德品格的养成。学者科尔比(A.Colby)在其著作《公民教育——北美大学生的日常道德及公民责任》对当代高等教育中德育的培养体系和培养手段进行了系统、完备的论述,并认为高校管理及导师指导在道德培育体系中的核心作。在宗教生活较发达的地区，宗教思想对道德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宗教具有反映现实的苦难与面对现实苦难抗议的矛盾，因而他们主要选择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观念引导，同时行政人员深入了解宗教知识，合理应用宗教理念治理社会。从上述道德建设实践的方式来看，不管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如何，道德建设的实践内核始终聚焦着从内心层面教化人，强调由机械的制度教化转为有机的人文教化，更加注重“人”对“人”的影响力，注重塑造和提供良好的“道德环境”。
在历来重视道德文明秩序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儒家的道德建设强调依据宗法血缘，以家庭伦理为蓝本，确立社会关系的公共礼法规则，即由家庭推及至国家的道德建设路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也提出“德治、礼治、法治”之间的不同效用，并认为，在变迁较快的社会中，“法治”比“礼治”发挥的效用更大，但“礼治”比“法治”具有更强的教化功能。而面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新时代，“熟人社会”的快速解体消解了“礼治”社会的口碑评价和熟人监督机制，在从“身份”向“契约”的互动形态转型的过程中，“法治”的发育迟缓未能及时提升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水平，在应对部分公民追求阶层跨越的过程中抛弃核心价值观所引发的道德失范现象时显得手足无措。基于此，新时代文明实践中的建设路径选择除应当发挥自身的教化功能外，也应该弱化其实践功能，从“关系”重塑入手，充分发挥其自身的阵地优势，以适应当前中国市民社会中的文化特质，进一步推进本土化的公民道德教育建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