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同阶层所具有资本的差异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趣味与惯习。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若阶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隔就会存在阶层之间的冲突——当然这并不会像阶级斗争那般明显而激烈——这种冲突更多体现为“符号暴力”。“符号暴力”就是各方面资本体量更大的阶层对于其他阶层的文化符号权利，呈现出不同阶层之间在文化方面的区隔，这使得文化符号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支配着阶层之间的关系。然而拥有资本相对较低的几个阶层阶层却不由自主地受制于这种机制之中：“‘符号权利’这一概念强调社会行动者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甚至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也可以通过形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力“尽”自己的一份力,而且,支配的效果几乎总是产生于各种决定因素和将人们构成社会行动者的那些感知范畴之间的‘吻合’关系。”也就是说“社会行动者”并没有将这些“符号暴力”认为是一种暴力，反而予以接纳和使用。
这种现象在“快时尚”品牌中尤为突出。“快时尚”的定位是时尚的跟随者而非创造者，因此在其服装设计方面更多是对于时尚的捕捉和模仿。这使得“快时尚”成了一种“符号模仿”的产物，即向更高阶层的文化靠拢——通过服装的色彩、样式、销售终端（实体店铺）的装潢推动中等阶层中渴望上升阶层的一部分人找到外在的认同感。布尔迪厄将文化商品分为两个场域：限定的生产场域、大规模生产场域。前一种场域居于主导地位并被大众所推崇或向往，而“快时尚”作为大规模生产场域的所属也处于追随和跟从之中。因此能够看出“快时尚”与高级时装仍然具有明显的“区隔感”：
首先，高级时装具有极高辨识度的商标或图案配色，而“快时尚”服装虽然具有设计感且紧贴潮流，但是在不看标签的情况下并没有明显的辨识度。以Gucci与ZRAR为例，我们能够通过Gucci具有极高辨识度的商标设计（成对的字母G）或是经典的红绿配色这些文化符号对其进行辨识，并且接受产品中所展现出的当季服饰流行方向。而在ZARA的产品中，虽然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当季服装所流行的设计和元素，但是其产品若不查看标牌难以进行有效的分辨。“快时尚”在服装款式、用色、以及各种视觉元素的使用中更多的是对高级时装的模仿和借鉴，但是“快时尚”服装对于高级时装的模仿仅仅是处于外部视觉层面的模仿，即模仿高级时装的款式、时尚元素等方面。而作为高级时装，所体现出的时尚符号和象征寓意并不是只在于外表的设计层面，还体现在从设计到制作再到销售的各个阶段：比如高级时装的团队会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行前期的设计并赋予寓意，不仅如此它们还注重挑选一些稀有或是更加昂贵的材质来精心制作服装，而不是将模仿而来的时尚符号添加在相对普遍的服装材质之中，“快时尚”服装更多的只是“拙劣”的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