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物悲剧
目前关于《三国演义》中人物悲剧的讨论大多是从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的角度出发，这里将引入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有关悲剧的理论来解读《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悲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 悲剧“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罗念生全集》第一卷），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55页]所以，应写“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黑格尔区分由外在偶然事故导致的灾难和由悲剧所带来的痛苦时也说过:“真正的悲剧苦难却不然，它落到剧中人物身上，只是作为他们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他们是全心全意投入这种动作的，既有辩护的理由，又由于导致冲突而有罪过。”
基于此分析，《三国演义》中存在着大量因人物本身的行为或过失而导致的悲剧。关羽便是一个悲剧性代表人物。关羽在《三国演义》中是何等的英雄，千里走单骑，温酒斩华雄，斩颜良、文丑挂印封金，单刀赴会，但最后却落得兵走麦城，为吕蒙所擒被孙权处死的结局，他的过失在于轻敌、骄傲自大、不听谏言，他自己最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对王甫说：“吾悔昔日不用公言”[ 罗贯中：《三国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656页]，可王甫最后也无计可施了。关羽在《三国演义》中当然不属于坏人，也并没有为非作恶，他全身心相助刘备大业，战场搏杀毫不退却，这一点是无人非议的，但他在战斗中盲目自满也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在两种事实交织的复杂情况下，人物的悲剧性就显现了出来。
吕布的生平同样也充满了悲剧性。吕布骁勇尚武，为人心思不像曹操那般深沉，也不如董卓那么残暴，确实符合“并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的标准，他的过失在于自我行为太过于反复无常，缺少规划谋略。《三国演义》中不少地方都点出了他这一特点“术怪吕布反覆不定，拒而不纳。”袁术曾说：“奉先反复无信，可先送女，然后发兵。” 陈宫也曾对曹操说说：“布虽无谋，不似你诡诈奸险。” 吕布每战多败，不听取臣子建议，没有做到用人不疑，一腔骁勇成就事也的雄心壮志终究只是黄粱美梦。他的志向没错，无才不是自我能决定的，错就错在用人与自我的反复之上。
（二）历史悲剧
历史悲剧体现之一是政治斗争带来的悲剧。《三国演义》开篇就写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者与书中的人物虽然能明白概括这一历史规律，但对于该规律的深层原因却并没有直接点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悲剧观认为，悲剧产生的原因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三国演义》所处的背景是东汉末年，时事混乱，战争频发，群雄并起，角逐天下，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下，就如张养浩笔下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般，百姓饱受战乱流离之苦。譬如王粲的《七哀诗》中就写道：“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具体地反映了乱世之中民不聊生的苦楚。《三国演义》仍旧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人民的幸福安乐始终是天下大势分分合合的终极指向，因此在当时统一天下、建立稳定政权使百姓安居乐业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虽然魏、蜀、吴三国争夺天下是为了各自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他们争夺的目标与方向是契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符合历史的必然要求。但是，天下的统一不可能由明明汉朝气数已尽却一心想着“匡复汉室”的蜀国实现，也不可能由发展后劲明显不足、一味儿防守与偏安的吴国实现，更不可能由后续被司马氏完全控制的魏国实现，所以魏蜀吴三国争夺天下虽然具有历史合理性，但他们本身争夺天下的动机和势力导致了他们实现天下统一失败的必然性。魏蜀吴所追求的天下统一是当时历史的必然要求，但他们实现不了该要求，故产生了悲剧性。魏蜀吴三国白白成为了司马氏政权的牺牲品，他们之间的争斗所导致的结果也仅仅是三国将领的悲剧与百姓的灾难。诸葛亮在当初出山之时走的是一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路，依靠刘备等人匡复汉室的希望何其渺茫他岂会不知，他清醒地意识到“成败利钝，非臣之所能睹也”，否则也用不着刘备三顾茅庐了。他相助刘备，一方面是感念知遇之恩，另一方面是他也深知在这乱世之中必须要建立统一政权才行，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冥冥注定的失败。“是非成败转头空”，三国之人身死国灭，赤壁、荆州、汉中等的一切成败都显得如此惘然，杨慎的《临江仙》是感叹个人的命运无常，而作为《三国演义》开篇词的《临江仙》，则升华了历史的苦涩与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