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时期居洛士宦家居生活探微

——以邵雍和司马光等人为中心

摘  要：北宋神、哲时期有大批士宦退居或寓居洛阳，其中又以神宗时期贤士和名宦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居洛士宦群体在西京构筑园宅或别墅，过着读书治学、种花赏花的静居生活。他们都极力以悠游自适的忘政心态，去淡化王安石和熙宁新法对他们政治思想的冲击。

关键词：北宋；居洛士宦；家居生活

居洛士宦是北宋神、哲时期重要的学术和政治群体，他们在熙、丰时期远离政治中心，且其中大多数人在这一时期卒于洛阳。因此，神宗时期是北宋居洛士宦人数最为集中、影响力最为深远的一个历史阶段。迨至元丰末年，司马光、程颐和文彦博等人离开洛阳入朝参政，他们“以退为进”的政治心态对元祐政事的变化和政局的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尝试从住室环境、家居心态和生活内容等方面，对神宗时期居洛士宦的生活情况略作考察，冀望对神、哲时期的居洛士宦有着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筑建园宅，讲究居室环境

由于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宦洛士人们大都喜欢在此筑建园宅或别墅，对居室环境较为讲究。例如，居洛士宦群体中的重要成员王拱辰，晚年虽然一直留守在北京，但是他“洛中园宅尤胜，中堂七间，上起高楼，更为华侈”，[1]可见其居洛期间也颇用心于享乐。元丰八年（1085年）被病的王拱辰，在大名府“上表乞致仕，仍先次给假，舁疾便路归西京医治”，[2]至秋七月竟卒于北京留守任上。与王氏的豪宅相比，司马光居住在“陋巷”，“所居才能芘风雨，又作地室，常读书于其中”，悉心于编史修书的事业。因此，洛人曾戏云“王家钻天，司马家入地”，所反映的应是“道德之尊”[3]的评判问题。此事在居洛士宦中亦颇有些论说，如《麈史》卷3记载：

熙宁间，王拱辰即洛之道徳坊，营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层，上曰朝元阁。时司马光亦居洛，于私居穿地丈余，作壤室。邵尧夫见富郑公，问新事。尧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处者。”遂以二公对，富大笑。[4]

而《文昌杂录》卷4亦引范祖禹的话云：

叔父蜀郡公镇近居许昌，作高庵以待司马公，累招未至。庵极高，在一台基上。而司马公居洛，作地室，坠而入，以避暑热，故蜀郡作高庵以为戏也。[5]

上引两段文字表明，司马光居洛所作的地室是用来避暑和读书的。

事实上，司马光在洛阳的居室情况，并非真的“才能芘风雨”，如《懒真子》卷5记载：##end##

温公私第在县宇之西北数十里，质朴而严洁，去市不远，如在山林中。厅事前有棣华斋，乃诸弟子肄业之所。转斋而东，有柳坞，水四面环之；待月亭及竹阁西，东水亭也；巫咸榭乃附县城为之，正对巫咸山。后有赐书阁，贮三朝所赐书。诸处榜额，皆公染指书……园圃在宅之东，温公即宿于阁下东畔小阁。[6]

虽然这段文字颇有溢美的成分，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司马光洛阳宅第的环境十分优美，其居住条件应是很好的。正是在这样闲适优美的居住环境中，司马光每晚看书至深夜，而且次日很早起床著述。史称家居生活中，司马光“天明即入宅起居其兄，且或坐于床前问劳，话毕即回阁下”，[7]继续看书或著述，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他近乎忘政的淡然心态。

被称为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曾于仁宗庆历年间经过洛阳，因“爱其山水风俗之美，始有卜筑之意”，于是初“馆于水北汤氏”，其后寓居于“天宫寺三学院”。至嘉祐七年（1062年），王拱辰尹洛“就天宫寺西，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琦宅故基，以郭崇韬废宅余材为屋三十间，请康节迁居之”。 [8]大约此时，富弼又“命其客孟约买对宅一园，皆有水竹花木之胜”，[9]以赠邵雍。另据《河南通志》记载：“邵雍宅，在府城外天津桥南，王拱辰尹洛中置此宅，宅外有园。”[10]文献所言“天津桥”，实系“叠石为之”，但“直力滀其怒，而纳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与水争，喷薄成霜雪，声数十里”，而桥旁的丛春园内“岑寂而高木森然，桐梓桧柏，皆就行列”，[11]附近尚有唐代名人裴度的午桥庄之遗迹，其居住环境也十分优美。

与司马光的宅第环境相比，邵雍隐居的天津之庐似乎略逊一些，但对邵氏而言，这样的居住环境已经很让他满足了。据《宋史》邵雍传记载：

（邵雍）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爨以事父母。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12]

而家居生活中，邵雍“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自泳”。[13]这真是一种大隐者的生活， 故邵雍名其居为“安乐窝”并自号安乐先生。邵氏居室的情况，亦略见《懒真子》卷3所载：

洛中邵康节先生，术数既髙，而心术亦自过人，所居有圭窦、瓮牗。圭窦者，墙上凿门，上锐下方，如圭之状。瓮牗者，以败瓮口安于室之东西，用赤白纸糊之，象日月也。[14]

另外，《诗话总龟·后集》卷7亦称邵雍“所居寝息处，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又为瓮牗读书”，[15]这与司马光钻地室以避暑读书的用意是一致的。也有人说邵雍“于所居，作便座曰安乐窝，两旁开窗曰日月牖”，[16]与上述所引文字差异甚大，却都形象地说明邵雍居室的与众不同。

作为一个隐居不仕的学者，邵雍却颇喜欢优游于洛城内外，往来于仕宦之门。诚如邵雍回答富弼的话，他“冬夏不出”，[17]常“以春秋天色温凉之时，乘安车，驾黄牛，出游于诸王公家”。[18]邵雍所乘的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而“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侯”，[19]可见他在洛人心中的地位和影响。这种情形亦如《懒真子》卷3所载：

先生将至其家，无老少妇女良贱咸迓于门，争前问劳。凡其家妇姑妯娌婢妾有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于是酒肴竞进，餍饫数日。复游一家，月余乃归。[20]

由于邵雍每次出游，常“留信宿乃去”，亦或“月余乃归”，故“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21]可见，邵雍在洛人心中的德望甚高，乃至成为与富弼、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齐名的大贤。

富弼世居洛阳，幼时常出入吕蒙正家宅，但富弼父祖之居所史未详载。邵伯温称富弼熙宁四年（1071年）九月，“自汝州得请归洛养疾，筑大第，与康节天津隐居相迩”，以为与邵雍“自此可时相招矣”。[22]据《河南通志》卷52记载：“富弼宅，在府城十里，宅西有园，弼自汝州得请归洛阳时所筑。”[23]富氏这所“大第”应是富弼退居洛阳时新筑的宅第，与邵氏宅第“相迩”，说明其居室环境也是颇佳的。但是对于富弼的盛情，邵雍却说“某冬夏不出，春秋时，间过亲旧间。公相招未必来，不召或自至”，而富弼居洛以后多托疾谢客，唯独戒其子云“先生来，不以时见”。[24]

吕公著居洛宅第情况，亦不详见史载。他于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至十年二月闲居洛阳，[25]并没有住在其叔祖吕蒙正之旧宅，而是筑第于福善坊处的福善坡。邵伯温称吕公著至洛，“始寓居兴教僧舍”，后来想买宅地，曾问计于邵雍：

康节曰：“择地乎？”曰：“不。”“择材乎？”曰：“不。”康节曰：“公有宅矣。”未几，得地于白师子巷张文节相宅西，随高下为园宅，不甚宏壮。[26]

从绍、吕二人的简短对答来看，与司马光和邵雍等人相比，政治贵族出身的吕公著似乎并不十分讲究居室环境的好坏。此处张文节即张知白，史称其宅在“福善坊福善坡”，此时张氏族人亦寓居洛阳。史称福善坡一带，由于五代时所筑的垒垣未尝平荡，使得坡势隆起而略具形胜。后梁的张策致仕后居此，“修篁嘉木图书，琴酒自适”，[27]对以后的居洛士宦颇有影响。吕公著为人谨默寡言，因而对于居住条件要求不高，福善坡却也很适合他居住。

二、闲淡自适的静居心态

据文献记载，司马光出为太原通判时，“月给酒馈待宾客外，辄不请”。[28]这种清静自适的生活心态至其居洛后，表现的尤为鲜明，乃至名其园为独乐园。如《说郛》卷34上记载：

司马温公居洛时，上元节，夫人欲出看灯，公曰：“家内点灯，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某是鬼耶！”[29]

大概是上元节之日，洛阳城内人多嘈杂的缘故，幽默诙谐之语所反映的正是司马光喜欢静居的心态。

元丰中司马光和范纯仁虽“俱以闲官居洛”，但两人的生活习惯却颇不相同。如当时“待次洛下”的张文潜云：

一日，春寒谒之。先见温公，时寒甚，天欲雪，温公命至一小室，坐谈久之，炉不设火。语移时，主人设栗汤一杯而退。后至留司御史台见范公，才见主人，便言天寒远来不易，趋命温酒，大杯满釂三杯而去。[30]

不同的生活习惯，折射出的是迥异的政治心态。从张氏的记载来看，范纯仁的心态要比司马光沉稳、洒脱、平和许多。另外，司马光这种清贫似的生活习惯，在吴坰《五总志》中亦略有载述：

司马温公昔在西都，每复被独乐园，动辄经月。诸老时过之，间亦投壶。负者必为冷淘，然亦未尝置庖，特呼于市耳。[31]

引文中的“冷淘”，当为过水面及凉面一类的食品。投壶输了的人要负责去做冷淘，表现出独乐园内相对清贫自由的生活情趣。

事实上，不仅家居如此，司马光外出时也多是简简单单的，以清静为主。如邵伯温称司马光为西京留台时，“每出，前驱不过三节。后官宫祠，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障日”，[32]表现出极为恬淡的闲居心态。思想古板的程颐对此颇不理解，曾云“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识，有未便者”，司马光回答说“某惟求人不识尔”。[33]司马光退居洛阳以后，“于物澹然无所好”，在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史称他“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34]，这种道德精神与为官操守对后世士大夫影响很大。

据俞文豹《清夜录》记载，司马光一日经过他的独乐园，见新创建了一个厕屋，就去找园吏询问情实。

（公）问守园者：“何从得钱？”对曰：“积游赏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对曰：“只相公不要钱。”[35]

主仆间寥寥数语，反映出司马光静居闲淡的生活心态。事实上，在士大夫自觉意识较为清醒的宋代，司马光是少有的甘于清贫的仕宦。从园吏的答话来看，他是很受司马光道德操守影响的。除此，司马康和刘安世等人在生活习惯上亦深受司马光的影响。以司马康为例，他“幼端谨，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中进士第后，随其父司马光寓居洛阳修《资治通鉴》。至司马光退居洛阳，“士之从学者退与康语，未尝不有得”。至司马光薨，康“治丧皆用《礼经》家法，不为世俗事”，[36]与邵伯温、邢恕等交游深厚。

邵雍寓居洛阳近四十年，“安贫乐道，自云未尝攒眉”，“凡交游年长者拜之，年等者与之为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尝少异于人”，[37]因而很得洛下士人的欢心。他在日常生活中颇嗜酒，“平旦则焚香独坐，晡时饮酒三四瓯，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即便在熙宁变法时期，西京府尹对饮酒稍有禁止，邵雍小饮微醺的生活习惯也没有多大变化，表现出了鲜明的淡然心态。如《诗话总龟·后集》卷7记载：“中间州府以更法，不馈饷寓宾，乃以薄粥代之，好事者或载酒以济其乏。”[38]对于这样的生活方式，邵雍尝作诗自解说“斟有浅深存燮理，饮无多少系经纶，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 [39]实在是悠闲自适的大隐者心态。而韩维《过邵先生居》诗亦云：

竹坞斜开迳，茅檐半卷书。幽闲入高卧，淡薄见平居。乱水随酾引，残花不扫除。因君动高兴，回首想吾庐。[40]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邵雍的家居情形和生活心态。

如前文所述，邵雍喜欢优游洛城，有所目见耳闻皆能入心，这也许正是他洞悉社会的一种方式。邵雍喜欢出游的生活习惯，据《邵氏闻见录》卷20记载：

每岁春二月出，四月天渐热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渐寒即止。故有诗云：“时有四不出：大风、大雨、大寒、大暑。会有四不赴：公会、葬会、生会、醵会。”[41]

参考其他相关记载来看，邵雍在洛阳的生活习惯，大致是如此的。熙宁十年夏七月邵雍卒，洛人作挽诗有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42]可见邵雍优游洛城的深远影响。

司马光居洛后，曾对邵雍说“某陕人，先生卫人，今同居洛，即乡人也。有如先生道学之尊，当以年德为贵，官职不足道也”，[43]表现出以道德之士自居的心态。事实上，司马光和邵雍在学问和年德方面都很受洛人的敬重，里中后生乃至有“无为不善，恐司马端明知，邵先生知”[44]之语。因此，当学者来从之“问经义精深浩博”时，邵雍“应对不穷，思致幽远，妙极道数。间与相知深者，开口论天下事，虽久存心世务者不能及也”。[45]而邵雍对“天下事”的了解和洞悉，一方面来自他出游时亲身的目见和耳闻，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与亲旧子弟的交流与互动而得知的。

熙宁四年（1071年）富弼离开东都，以致仕官的身份归洛养疾，“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46]其后多燕居不出，仅与司马光、邵雍和程颢等人来往密切。如《邵氏闻见录》卷9记载：

公清心学道，独居还政堂，每早作，放中门钥，入瞻礼家庙；对夫人如宾客，子孙不冠带不见；平时谢客。[47]

值得一提的是，熙宁之初吕惠卿方贵盛时，其同门婿吴执中“不肯附以取进”，至元丰时期“始提举河南常平”[48]居洛。吴执中居洛情况，史未详载，仅见《邵氏闻见录》卷10略有记述：

时康节先生已下世，有中散大夫吴执中者，少年登科，已作秘书丞，不乐仕进，其年德不在诸公下，居洛多杜门，人不识其面，独与康节相善，执中未尝至官府，其不预会者非潞公遗之也。[49]

引文中所谓“不预会”系指文彦博主持的“耆英会”。至徽宗大观时期，吴执中因极论蔡京党客刘昺和宋乔年等人之非，再次徙知河南府而寓居洛阳，其身上表现出的政治心态与熙丰时期的富弼、邵雍和司马光等人相一致。

又如，世居洛阳的刘几，“磊落有气节，善饮酒，洞晓音律”，居官时常喜欢“大集宾客，饮至夜分”乃止，至元丰间“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50]刘几退归洛阳以后，真正地过上优游自适的闲居生活，不但嗜酒如命，而且更加地放荡不羁。如《石林燕语》卷10记载：

平时，刘挟女奴五七辈，载酒持被囊，往来嵩、少间。初不为定所，遇得意处，即解囊藉地，倾壸引满，旋度新声自为辞，使女奴共歌之；醉则就卧不去，虽暴露不顾也。[51]

不仅在洛阳如此，刘几在京城里也并没有多少收敛。例如，他“尝被召至京师议大乐，旦以朝服趋局，暮则易布裘，徒步市廛间，或娼优所集处，率以为常”，而神宗对此“亦不之责”，[52]这也反映出其时十分融洽的君臣关系。

三、读书治学与治园赏花

（一）读书治学

如前文所述，司马光退居洛阳以后，更加用心于编史修书之事，乃至夜以继日。从一些文献记载来看，司马氏宅第中有神宗所赐书阁，藏有三朝赐书，而司马光即宿于书阁东畔的小阁里。有关司马光居洛时期的读书情况，如《懒真子》卷5记载：

侍吏唯一老仆，一更二点即令老仆先睡，看书至夜分，乃自罨火灭烛而睡。至五更初，公即起，发烛点灯著述，夜夜如此。[53]

正是因为如此，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才能在司马光的主持下编修成册。司马光对此也颇为自豪与欣慰，曾语人曰“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而“能阅之终篇者”[54]惟世居洛阳的王益柔。张新叟曾言“洛阳有《资治通鉴》草藁，盈两屋。黄鲁直（即黄庭坚）阅数百卷，讫无一字草书”，[55]而邵伯温亦称“司马温公闲居西洛，著书之余，记本朝事为多，曰斋记、曰日记、曰记闻者不一也”，[56]这些言辞都在不同程度上说明司马光读书治学之勤谨。

在神、哲时期，居洛士宦中除了奉旨修史的司马光和范祖禹等人外，读书勤勉而治学有道的当属邵雍和程颢兄弟了。从皇祐中邵雍徙居洛阳时算起，邵、程二氏寓居洛阳数十年，最后也都卒于洛阳，因此他们一生的学术活动也主要发生在居洛时期。概括地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邵氏和程氏的学术思想和体系形成于居洛时期，他们的学术成果也多是在洛阳撰述成册的；其二，随从邵、程习学的士人，也多集中在熙宁前后的三十年间；其三，他们在学术上的影响力，于熙、丰时期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政治功效。以程氏门人为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神、哲时期问学于程颢或程颐的，如史称程氏兄弟“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57]除了“河、洛之士”尹燉、吕希哲、李籲和郭忠孝等人，远道而来问学的如杨时、谢良佐、谯定和周锷等人，他们正是程学后来在南方传播的关键人物。

至元祐以后，居洛士人或死或徙，留居洛阳的仅剩邵伯温和程颐等人。邵伯温在司马康卒后，担负起了教养司马植的重任。于是在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的荐举下，邵伯温“自长子县尉移西京国子监教授，俾植得以卒业”，[58]而司马植“力学不懈，卒有立”。[59]

程颐被编管涪州前后，也有一些士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问学于程氏，如河南寿安的张绎。史称周行已官河南时，曾对张绎说“异日程先生归，可师也”，故当程颐自涪州还洛时，张绎“乃往受业，颐赏其颖悟”。[60]邵伯温称程颐谪居涪州期间，“注周易，与门弟子讲学，不以为忧”，后遇赦得归洛“不以为喜”，[61]俨然一种大学者的心态。大约在这一时期，程颐弟子杨时在讲授《易》学时，曾对其门人罗从彦云“伊川学说最善”，于是罗氏“即鬻田走洛，见颐问之，颐反覆以告”，[62]归而遂成大业。而涪陵人谯定曾到汴都，“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遂“得闻精义，造诣愈至，浩然而归”。史称“其后颐贬涪，实定之乡也，北山有岩，师友游泳其中”，[63]可见谯定对程颐及其学说的态度是十分执着的。

（二）治园游园

由于洛阳优越的地理环境和适宜的气候条件，花木生长较好，乃至有“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64]的赞誉。因此，历史时期的居洛士宦几乎都置有园宅，尤以李唐至赵宋时期为兴盛。事实上，北宋时期的洛阳，许多宅第、阁院和园池等景物，“多因隋唐之旧”，故李格非称“独富郑公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胜”，并将富弼氏园列在《洛阳名园记》之首。创建园宅、修治池榭和种花植木都是洛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因而治园和赏花也是居洛士宦家居和交游的重要活动。

首以司马光的独乐园为例，其家的园吏、老圃和侍仆都是善于治园的。如陈师道《后山谈丛》卷4记载：

参寥如洛，游独乐园。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十余本。寥谓老圃：“盍润泽之使长茂？”圃曰：“天生灵物，不假人力。”寥叹曰：“真温公之役也。”[65]

而苏轼曾作《司马君实独乐园》诗云：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花香袭杖屦，竹色侵盏斝。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赭。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66]

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司马光独乐园中的生活状况，不仅深深地影响着周围的人，还使得独乐园成为士宦优游的理想之地。这使得看园的老圃都能积攒不少“赏游钱”，甚至得以自筑一个小屋。而吴坰在《五总志》中亦载有一段独乐园老吏与司马光的对话：

文潞公守洛，携妓行春，日邀致公。一日自至独乐园，吏视公叹息。公怪而诘之，答曰：“方花木盛时，公一出数十日，不惟老却春色，亦不曾看一行书，可惜澜浪却相公也。”公深媿之，于是遣马还第，誓不复出。诸老争来邀公，必以园吏语谢之。[67]

其次，富弼的洛阳花园，洛人谓之“富郑公园”，是他自己逐渐辟造的新园。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称：

游者自其第西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则一园之胜景顾可览而得；南渡通津桥，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还；右旋花木中百余步，走荫樾亭、赏幽台，抵重波轩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谓之洞者，皆轩竹丈许，引流穿之，而径其上。横为洞一，曰土筠；纵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历四洞之北，有亭五，错列竹中，曰丛玉，曰披风，曰猗岚，曰夹竹，曰兼山。稍南有梅台，又南有天光台，台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东，还有卧云堂，堂与四景堂相南北，左右二山，背压通流，凡坐此，则一园之胜可拥而有也。[68]

可见富氏园林的繁盛状况。富弼自熙宁四年九月，“还政事归第，一切谢绝宾客”，至元丰六年去世，“燕息此园”十余年。因此，李格非称富氏之园林，“亭台花木皆出其目营心匠，故逶迤衡直，圜爽深密，曲有奥思”。[69]

再次，文彦博之东田。文彦博历仕四朝，前后数次居洛，因其子孙繁多，故略治田宅。如叶梦得《岩下放言》称：“文潞公洛阳居地，袁象先旧基屋。虽不甚宏大，晚年得其傍羡地数亩为园，号东田。”[70]而文氏“东田”的概况，亦略见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所载：

本药圃，地薄东城，水渺弥甚广，泛舟游者，如在江湖间也。渊映、缥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肤、药圃二堂间之，西去其第里余。[71]

除了这些优美的自然景物外，文氏东田里还有专业艺人，如《懒真子》称文彦博“所居私第地名东田，有小姬四人，谓之东田小藉”。[72]在这块东田中，文彦博“日挟家童数辈，肩舆与宾客姻戚共游，无虚时”，而游罢以后，文氏常“遣声妓取营籍十余人，月赋以金，毎行必命之执事，人以为适”。[73]由于哲宗元祐以后，留居洛阳的士宦已经不多了，而文彦博年岁亦已很高，能与之交游的士宦几乎没有了。因此，文氏“舍居家而适别馆，且未免平昔之好”，[74]九十岁的他“尚时杖屦游”[75]东田。

（三）种花赏花

唐宋时期，洛人不仅懂得种植花木，也很会赏花，乃至形成了极为热闹的花卉市场。从社会人文的角度看，这与“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76]的生活心态密切相关。据久居洛阳的邵伯温称：

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77]

据这段文字可以想见其时洛人种花和养花的盛况。

例如，文彦博家的花圃中植有不少牡丹，名贵者如“女真黄”和“涧仙红”。据《广群芳谱》卷32记载：

女真黄，千叶浅黄色花也，元丰中出于洛阳银李氏园中，李以为异，献于大尹潞公，公见心爱之，命曰“女真黄”。[78]

而“涧仙红”，据《张氏可书》记载：

颍昌府阳翟县有富民孟三郎，元佑间至洛中，饮水山涧，见一妇人甚丽。孟往追之，则失所在。因穷极幽远，得牡丹一品，红色洒金，其叶千迭，遂移至洛阳。文潞公爱之，目曰“涧仙红”。[79]

除了种植牡丹外，文彦博还很会赏兰花。如《诗话总龟》卷14记载：

（张埙）一日到洛谒潞公，方饭后坐于一亭，亭边皆兰。既见不交一谈，对坐几时，公曰：“香来也。”叔和以为平生所未闻。公曰：“凡香嗅之则不佳，须待其因风自至。”[80]

另外，文彦博等人对竹也十分喜爱。据《却扫编》卷下记载：

西京一僧院（忘其名），后有竹林甚盛，僧开轩对之，极潇洒，士大夫多游集其间。一日，文潞公亦访焉，大爱之，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许之，携榜以归，数月无耗，僧往请则曰：“吾为尔思一佳名，未之得也，姑少待。”后半年方送榜还，题曰“竹轩”。[81]

从中亦可窥见，文彦博等人颇沉心于景物。

但是至徽宗时期，洛阳诸园所种之花，“花未开，官遣吏监护；甫开，尽槛土移之京师；籍园人名姓，岁输花如租税”。[82]其最终结果，不仅西京“花市皆无有”牡丹，洛阳名园也多随之荒废，而热闹的赏花活动也几乎没有了。这既是洛阳园林衰败的间接因素，也是洛阳历史地位衰降的间接体现，乃至成为北宋政权衰亡的重要候兆。

四、结  语

北宋是继汉唐及五代以后，贤士名宦居洛较为集中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这种集中的主要原因已不再是帝都的作用，更多地是受政治、文化和地域诸种因素共同的影响。只是这种合力作用中的政治因素，在熙宁前后又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而在神、哲时期更渗入了“党争”这一政治动因。正因如此，神宗时期的居洛士宦在生活层面上，比熙宁以前的士宦们较为内敛和谨慎，人们近乎都走向了忘政的程度。他们在生活中的“韬光养晦”和学术上的“出类拔萃”，使他们在道德层面上的影响，远远地将他们的政治情怀深深地隐盖起来。

Abstract：Lots of literates and officialdoms were living in Luoyang when Shen-Zong and Zhe-Zong dominated China in the North Song Dynasty. The number and the affect of literates and officialdoms most have happened in the period of Shen-Zong. They builted the gardens and villas in Luoyang for reading, researching, planting and enjoying flowers. They wanted to forget the politics and reduce the impact from Wang-An-Shi and the reformation in the period of Xi-Ning.

Keywords: the North Song Dynasty; the Literates and Officialdoms lived in Luoyang; Jia-ju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