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摘  要：2012年9月22日，第二界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国内外学者20余人参会，提交论文的内容广泛，包括史学理论、婚姻、家庭、女性、女学、军事等，具有国际视野，理论深度增加。

关键词：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史学理论；婚姻；家庭；女学；女性；军事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Session

On Chinese Moder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Abstract:  On September 22, 2012,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session

on chinese moder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was hold in Beijing, more than 20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attended the meeting, the papers’ content submitted is Extensive , including theory on history、Marriage、family、 women、women education、military，and so on. With international vision, these papers’ theoretical depth was increased.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Session; theory on history; Marriage; family;  women; women education; military

2012年9月22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文化室联合主办，首都师范大学社科处承办了第二界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在北京召开，参会的有来自中、美、韩、日的学者20余人，提交论文22篇，会议期间，学者们在交流和争论中不断产生思想火花，提问和回应热烈、深刻，让与会者备受启迪。

一、研究向广度与深度发展

论题的内容中婚姻、家庭、女性、女学是主体，史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研究领域也涉及神话、信仰、个人主义等思想观念以及电影、建筑、军事、战争、人物等内容，呈现出以下特点：

史学理论问题进一步探索。刘志琴的《当代史学功能和热点的转向》一文，认为史学在当今中国失去公信力和严肃性，走向边缘化，传统史学的解构并非史学的终结，而是面临转向和新机遇，该文指出了史学发展趋势，利于研究者看清方向和趋势。“碎片化”是新兴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李长莉的《“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指出“碎片化”与新兴史学有伴生关系，微观研究走向极端，社会与文化的资料浩如烟海，给研究者寻找小题目提供了空间，作者主张须引入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和逻辑概括的“建构”方法，以“实证”与“建构”相结合，基于实证的“建构”为主要方法来矫正“碎片化”弊病。此文可以说是对新兴史学的理论研究的深化，为研究者避免“碎片化”误区提供了理论指导。

婚姻、家庭、女性和女学等传统领域理论深度透视。梁景和提出人人平等，个性解放，追求生活幸福感是评价社会文化变化的一个重要量标，表现了对婚姻家庭生活最终追求的理性思索。罗检秋认为五四前后的“独身主义”并非五四思想的原型，五四知识精英不以独身主义为理想和改造旧家庭制度的途径，不是五四时期的主流文化，但独身主义五四新文化具有同一性，是五四新潮中的“亚文化”。黄东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婚姻法在表达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张力，共产党在立法上表现为极强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其手段和策略体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特色。余华林发现“家事”这种“天职”对女性走向社会的“娜拉精神”具有极大的消解作用，“娜拉”们走向社会以后遇到的困境也消解着“娜拉精神”。 秦方以天津为个案，阐述了清末民初女学游移的经验，认为晚清这批参与到女学中的教习和学生是承上启下的社会群体，上承中国近代的闺秀、才女文化传统，下启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开始崛起的新女性，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王燕考察了盛宣怀家族的女性活动，发现晚清城市富裕阶层妇女的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但这些脑力劳动偏向于为个人、家庭和家族的谋私利，不是为公众和民族谋利，所以被边缘化。日本骏河台大学教授前山加奈子分析了《女性改造》中和中国女性有关的文章梳理，看到五四时期觉醒的青年男女开始主张女子教育、女性参政、高等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通过分析《女性改造》中被翻译到中国刊物上的文章，指出这些文章向女学生和具有革新精神的男性知识分子提供了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意识的新思潮。韩国学者俞莲实通过考察避孕药物广告的具体内容，指出广告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这推动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避孕药的普及使妇女进入能控制生育的新时代，但对妇女并没带来更多性自由，生育空间的男女性别角色并未有大的改善。##end##

人物及思想意识领域对自由、尊严的关注和心态的描述。日本学者区建英通过研究严复思想中的个人自由与公共性，认为鸦片战争后国人缺乏爱国的公共精神，严复的方法是提高“民德、民智、民力”，把人民的素质看成决定社会状况的最重要因素。美国学者方哲升研究发现中国作家杨绛的作品善于发掘世俗社会中的世态人情，在平常的生活琐记和关于亲人的回忆性文章中，以白描手法记录人物的生活遭遇，其作品很少从整体上、宏观想象入手，关注的是个人尊严，反映人生存与世间的苦乐。高永平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界把个人主义看作是治疗家族主义的良药，但因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也由于当时政治家急功近利或进退失据，个人主义被污名化，与“资产阶级”思想混淆，以至从19世纪末就面临的与个人主义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没解决，这种认识超越了以往研究多把个人主义视为负面思想的主张。杜涛研究发现中国的大禹治水神话带有明显政治色彩，该神话宣传了国家治水的传统和“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凝结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识形态。而西方挪亚方舟神话是宗教传播，突出了人和上帝的关系，强化了对上帝的信仰，促进了西方基督教发展。中西方的两种洪水神话都打上文明烙印，并成为意识形态。李俊领揭示了近代北京民众在四大门信仰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说明了近代四大门信仰的政治遭遇及其背后的政治与文化的复杂关联，指出四大门信仰未能突破儒家重视现世生活的思想藩篱，反过来又从“天道”的角度巩固了儒家主张的尊卑有别的“人道”秩序。

军事、政党、建筑等领域的新阐释。宋卫忠认为中西融合是20世纪20、30年代北京民族建筑的特点，这与中国人民不断加强的反侵略斗争相关，与国民党政府提倡分不开，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思潮的推动的结果。韩国学者李贤浩指出：中国左翼电影能够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活跃，左翼电影人和政府有关人员的私人关系、共产党人的个人影响发挥了很大作用，社会在关系网里运行，此关系网不能简单描述为强权和反抗，组成此关系网的多种权利和集团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引导着社会变革；政府对电影的审查制度也不能单纯地被理解为对本国电影的镇压，同时也是为了制裁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的侮辱性描述。王胜以河北农村为例，对1958-1965年肠伤寒流行的历史进行考察，认为疫病并非只是个人的生理现象，而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生活习俗、自然环境变迁以及交通与国际交流密不可分的社会问题。这种重视疫病产生的社会因素的观点是对以往疫病研究的深化。韩晓莉对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劳动英雄的塑造研究发现：根据地的普通农民在劳动中成为英雄，再成为乡村领袖，整个过程表现出明显的官方塑造特点，农民的个人命运与根据地政治紧密联系，劳动不再只是改善农民自身经济状况的私事，而成为决定根据地发展、影响革命成功与否的事业，学界对根据地时期的劳动英雄运动的关注多集中在对政策或运动本身的考察，从根据地社会层面进行的深入探讨还有限，此文从社会动员和社会改造的角度对抗战时期的劳动英模运动展开研究是对以往的超越。日本学者杉本史子以奈良女子大学收藏的校史资料为例，分析留日学生的反对山东出兵运动，发现日本政府向山东省派兵后，中国留日学生各派表现各异，有的对日懦弱，不敢采取反对出兵的措施，有的马上行动，但当时面临国共合作破裂的危机，留日学生之间很难相互协助进行反日运动，最终他们的活动大半被日本警察发现，受到镇压。殷志强对太平洋战争前后对日和平工作的变迁分析后，认为对日本俘虏的优待、重用、乃至放手让其自我管理的做法体现了八路军和反战同盟之间真正实现了携手合作，这成为和平工作取得胜利的关键一点。以往学者们对反战同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整体上对反战同盟的活动以及其历史意义分析，缺乏对这一活动前期因经验不足而存在各种缺陷的总结，殷文利用一些和平工作当事人的会议，解读日本情报机构所收集的宣传资料，对以上研究缺陷是有益的弥补和解决。毕苑通过研究杨廷栋的《政治学教科书》指出该书标志中国政治学的诞生，认为杨廷栋《政治学教科书》初步走出“国家学” 架构，降低了“国家学”的统摄作用，这部教科书较为精炼准确地呈现了现代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机制，以往的研究未注意到有开创意义的杨廷栋《政治学教科书》，这对这一研究晚清政治学的著作不能不说是重要的缺漏，所以毕文的研究有开创意义。

二、亮点及问题

本次会议有两个亮点。一是史学理论阐释深刻。会议对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现的问题如“碎片化”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另外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定义和内涵还在不断争论中，但也行成了一些共识，如研究视角“下移”，关注对象从精英人物到平民大众，研究内容侧重于传统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大众文化。

另外一个亮点是研究内容和视角的国际视野。研究者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民族，从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出发，使社会文化史注入一股新风，突破国内视野，关注中外文化比较。如日本学者区建英在《严复思想中的个人自由与公共性》使中国学者体会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学的思维；杉本史子的《留日学生的反对山东出兵运动—以奈良女子大学收藏的校史资料为例》和前山加奈子的《从<女性改造>杂志看日中两国的女性观》，突出了利用日本关于中国的原始材料，使我们了解到日本对当时中国事件的另一面。美国学者方哲升的《走向中国私密的历史——杨绛及其作品》关注的是个人尊严，反映人生存与世间的苦乐，作品始终贯穿着“私密”化倾向，文章言他人未言。韩国学者李贤浩以上海和东京这种中西比较的方式突出上海电影的特色。

本次会议形成了一些相对比较集中的研究论题，如婚姻、家庭、性别、女性。研究领域也大幅扩展、理论探讨的深度得到推进，这反映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和成熟。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仍是走出了萌芽和初创阶段不久，还处于兴起的阶段，缺乏成熟的新视角、新理论和新方法，缺乏研究范式上的开拓，没出现公认的社会文化会史研究的典范之作，研究还比较分散，在选题中处于随机的状态，研究中重群体轻个体的倾向也存在，价值判断有走极端倾向，这都有待于学者以后研究的探索。

总之，本次会议在各方努力下，获得圆满成功，学者们都受益匪浅，让我们看到了生机勃勃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力量，他们的努力必将推进研究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