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寓言写作与感觉现实主义

——评阎连科最新长篇《炸裂志》

一  反讽的结构

虽然说阎连科提倡一种“神实主义”的写作，他的最新长篇《炸裂志》（2013年，原载于《收获》长篇专号，2013年秋冬卷）仍让人联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他的魔幻现实主义。表面看来，阎连科的《炸裂志》在文体上相较作者过去的写作有较大的变异。这一形式上的创新趋向，似与近几年来贾平凹（《带灯》）、韩少功（《日夜书》）和马原（《牛鬼蛇神》）的形式试验彼此呼应。对作家而言，当各种主义/主张已不再新鲜，而生活之水常新常变时，或许只有形式上的不断创新才能因应这变动不居的现实。阎连科在《炸裂志》中开始的志书写作的尝试，似可从这一点得到理解。

志书的写作，虽很难说是自然主义式的实录——其间难免掺杂各种旧闻、传闻或传说——但却仍旧可以看成是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一脉，似真而可理解也仍旧是其一仍其旧的追求目标。这一现实主义的成规旧套，素来为阎连科所不齿[1]，《炸裂志》中选择志书的叙事体例是否说明作者有重回现实主义的倾向？ 确乎，在小说中，作者也正尽心尽力营造一种真实的效果。在正文前的附篇中，作者言之凿凿地交代，这部《炸裂志》的主笔主编实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阎连科”，并煞有其事地逐一列出了“编撰大事记”。这种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包括作者）进入小说的做法，确能增强作品的真实效果，而这，也似乎告诉我们“炸裂”并非虚构而是实有其事其人。但接下来，附篇中又说书稿完成后又被炸裂人视之为“荒谬、怪诞之书志”而拒绝认同，这似乎表明，《炸裂志》所录与“实际”中的炸裂并不相符。炸裂实有而《炸裂志》所录不实，对于这种反讽式的结构，该如何看待？这是否如主笔所言是在试验一种“新的史志”的写作模式？

事实上，这颇类似于先锋作家马原写作《虚构》等小说的做法，小说中不断地出现“马原”的字样，其实是以“元叙事”的形式告诉读者，这实在是一场以真实为幻觉的切切实实的虚构：真实不过是虚构出来的效果，而不是原初的模样。从这点来看，这与阎连科向来追求的超越现实主义的写作目标并不矛盾。换言之，作者其实是在借志书的似真模式尝试进行的新的幻想之旅。似真和幻想，在这里构成整部小说总体上的反讽的结构特点。这一反讽性，尤其体现在第一章附篇、第十九章主笔导言（尾声）同市志正文之间的张力结构关系中。附篇、尾声的简朴同市志正文的夸饰荒诞恰成鲜明对照；此外，在市志正文中，主笔阎连科让炸裂市长孔明亮在炸裂由市升级为直辖市之际被杀害，而在附篇和尾声这一志书写作的“元叙事信号”和介绍文字中孔明亮并没有死，他表示了对主编阎连科重写的《炸裂志》的非常不满。这一文本内外的矛盾，已然颠覆了志书的真实性成规，而这，似乎也正是叙述者的意图所在，即表明这只是叙述的再一次幻想之旅和实验之举。

但问题随之而来，既然《炸裂志》的写作是作者一贯的文学幻想实践的延续，又何必非要借助这一志书的似真模式？看来，症结还在志书的写作模式本身。而除了似真和可理解的规定性外，志书最大的一个特点还在于，志书的主体并非人物，亦非事件，而是地域/地理。志书显然只能以一地的变迁——即“舆地沿革”——作为中心，组织人物和事件，而不是相反。这舆地中的物事只能是点缀其中的枝叶。这一特点，特别适用于某种象征的衍化，而这，似乎也注定了阎连科尝试志书写作的意图即在于借一地的变迁以表达某种寓意或象征。

二 时与空、 地与人

《炸裂志》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即炸裂由村逐步演变为直辖市的“炸裂”式的发展史和毁灭史。就历史而言，这一演变过程并非没有可能，但这一过程往往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漫长发展的结果；《炸裂志》中把这一过程浓缩为短短的三十余年，这比《百年孤独》中马孔多镇百年的历史发展还要短了大半，由此不难察觉作者隐现其后的鲜明意图或意旨。

小说中就情节的编织和结构设置而言，孔明亮同朱颖之间的情理纠葛是贯穿始终的矛盾主线。表面看来，这是历史和现实交织中的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孔父和朱父在“文革”期间的矛盾，在“文革”后他们的子女身上得以延续。但事实上，真正左右小说情节进展的并不在于此，而毋宁说是某种宿命，就像《百年孤独》中记载着的何塞·阿尔卡蒂奥 ·布恩迪亚一家的命运的羊皮卷一样，小说中孔明亮的二弟孔明辉月夜随手扔进老柳树洞中的黄历万年书也同样是等待破解的记载着孔家命运变迁的象征密码。小说开头部分，炸裂人“做下一个共同的梦，梦中有个枯瘦精神的人，六十或七十岁，从监狱逃出来，到床边摇着他们的肩膀或拉着他们的手，让他们赶到村街上，一直前行，不回头，不旁顾，最先碰到啥，那啥儿就是他的命道或预兆。”这一月夜出门的一幕极具隐喻和症候性。孔明亮首先碰到了朱颖，而后又捡到印章石。印章石意味着权力，而朱颖做过妓女，开过妓院等娱乐场所，她于孔明亮而言即象征着欲望和女色。女色和权力，孔明亮的一生便挣脱不了这两个物事的束缚了。孔明耀“那一晚，……他一直朝南走，一出村就看见有拉练的军车从村头拖着枪炮开过去，他就知道他要参军离开炸裂了。”如此等等。这些毫无疑问地看似宿命，就像何塞·阿尔卡蒂奥 ·布恩迪亚一家难逃乱伦的原欲/原罪的宿命一样，孔明亮他们的一生早在这一月夜就注定了。但宿命于何塞·阿尔卡蒂奥 ·布恩迪亚一家而言，似乎天定，带有某种宗教意味；而对于《炸裂志》里的孔家，这一宿命则带有明显的偶然性与人为性，其中暗藏了作者/叙述者的某种寓意和预设。   ##end##

这一寓意首先表现在“炸裂”的由来上。炸裂村缘起于对一次火山爆发引起的地裂或地炸的纪念，村民从火山口逃往数百里外的耙耧山脉，渐成村落，是为“炸裂村”。我们知道，不论是对于志书写作，还是完整的叙事，起源叙事向来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起源规定了其后的发展方向，往往决定着一切。马孔多镇的诞生起源于因亲近结婚引发的一次流血事件，其最终的毁灭也与近亲间的乱伦纠缠不清（《百年孤独》）；炸裂（村）缘起于一次自然界的天崩地裂，其最后的陷落也与社会的天崩地裂（即人欲）有关。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宿命的强大和顽固。《百年孤独》中的芸芸众生逃不脱宿命的控制，炸裂人也注定在天崩地裂中毁灭。“炸裂”在这里，可以从“炸裂”的词义上作衍生理解，其不仅可以指自然现象，还是城市爆炸式发展极速的象喻（炸裂村在短短的三十余年由一个自然村升级直辖市，非“炸裂”式的发展难以形容），更是人欲的无止境的膨胀的象征。##end##

此外，起源的意义对于炸裂而言，还有另一层含义，即炸裂由村改为乡、由乡改为县、由县改为市、再由市改为直辖市这一进程中的起源。这一进程的起点，在小说中是“文革”结束后，其时间上的跨度与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大致重叠。炸裂村的“炸裂”式发展与孔明亮和朱颖的发家史密不可分。但事实上，他们两人的发展却并非什么合法致富，其实是歪门邪道且短时间暴富。孔明亮通过趴卸途径火车上的货物获得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而苏颖则凭借自己诱人的身体资本斩获大量的金钱。他们大获成功，由此也极为顺利踏入了炸裂的权力阶层，从此改写了炸裂的发展史。

当然，在这当中，真正推动炸裂村“炸裂”式发展的无疑是金钱的力量。“炸裂的发展和扩张，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那就是金钱。”[2]小说把炸裂发展的主部放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显然暗藏了某种寓意。在炸裂的发展过程中，各上级政府看重的只有金钱或经济，经济成了衡量政府一切工作的核心：唯金钱是从，而不问金钱源自于何处。其中起作用的，是资本或商品的逻辑。这是一种只看结果，而不关心过程和起点的做法，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当前语境下“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某种折射和极端表现。所谓发展主义“(严格地说应该是) 指的是一种源起于西欧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并在六十年代之后逐步扩张成为一种为国际组织所鼓吹、为后发社会所尊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它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等的许诺对广大的第三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3]。“发展主义( developmentalism) 是一种意识形态, 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4]。这一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了炸裂由村改直辖市的全过程。小说中有一幕极富象征。当孔明亮为引进外资——特别是美资——不惜“下文让炸裂人见了外国人都要低头和哈腰、让路和鞠躬”，孔明耀大骂他是“叛徒、汉奸、奴相”时，孔明亮朝孔明耀吼道“经济是国家第一大事你懂不懂？”“中国穷得很，中国的真的富了，中国能把美国总统的位置买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不难找到其影子，其一定意义上与活跃于当前中国社会中的现代化理论思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之相对的，则是极左思潮，这在小说中也有代表，那就是炸裂市长孔明亮的弟弟孔明耀。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中，他与他的哥哥孔明亮之间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就在炸裂由市改直辖市时，孔明耀在电视中鼓动道：

为什么台湾想独立、日本如此嚣张，连越南、菲律宾这样的小小邻国都敢在中国的头上拉屎拉尿之根源——那就是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是他妈的美国在为他们撑腰和打气，是欧洲在暗地为他们摇旗与呐喊。……

同胞们——兄弟姐妹们——我亲爱的人民们——世界不会赋予我们太多的时间和机遇，而在今天美国又一次陷入无可挽救的经济衰退时，统一的欧洲各国又将解体分崩离析时，请你们跟我走。我们用三天时间去助他们一臂之力，从此他们在世界就不再傲慢与偏见，不再蛮横与无理。……这是上天赋予的机遇，世界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那么就让我和我们炸裂人，把这个世界担在肩上吧。

正是如此，小说结尾当炸裂改为直辖市后，掌握军权的孔明耀刺杀了他的哥哥，把整个炸裂人拉到了战争的前线，炸裂也于瞬间归于倾颓几变成空城了。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作者/叙述者的寓意和意图所在。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国寓言的写作模式：一地一家一国之间具有同构同源的关系。孔明亮和孔明耀之间的兄弟之争，在这里具有了双重含义。作者其实是借两兄弟的冲突和矛盾，代表或象征了当前中国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发展主义和若隐若现的左翼激进主义的矛盾；他们之间两相对立，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思想矛盾的象征。小说最后通过炸裂市“炸裂”式的毁灭结局告诉和告诫我们，如不保持必要的警惕，这两股思潮的发展最终都会把我们带向深渊和毁灭。

这样一种批判预设，决定了小说中地理的变迁和志书的写作其实也是寓言写作的喻体或形式，而小说中的人物也充其量不过是被历史推动的牵线木偶和棋子。他们没有感情，不论亲情，更没有自我意志和思想，他们被某种不可挣脱的力量控制，这一力量既非原欲原罪，亦非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而是左右当前中国的权力政治格局和思想流派。这一方面可以说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符号书写”[5]，苍白且象征意味过浓；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小说中的人物并非天生即已失去了自我意识，这一自我的失落显然来自社会外力，我们是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中的存在。我们自我的失落，其过错显然来自社会外力。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其实借人物的符号化，表达的是毋宁说对人造成异化的社会外力和权力结构的批判。

三  结构寓言写作和感觉现实主义

幻想写作是阎连科小说写作的一大特色和优势。这使他的小说具有了飞扬的一面，而这，对于当代中国的很大部分作家而言并不具备，即使是作家莫言，也往往有所不及。这一幻想写作，其最为明显的表征，是一种可以被称为“感觉现实主义”风格特点。虽然说《炸裂志》中随处可见《百年孤独》的影响和影子，但其少有《百年孤独》中的神秘和魔幻，故而不能简单视之为“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流风余韵。小说中的细节描写虽常显夸张而荒诞，但又并非毫无逻辑可言，而毋宁说是一种感觉真实意念下的现实/真实呈现。如：

这一笑，每一棵干枯的树木上，又都开满了红色、黄色的花。杂林里那些因故死去的草，也都活过来，浓烈如春的草味植物味，暴雨样袭在林地里。

这一景象虽不尽真实，但在变化后的感觉——即笑——看来，却再也真实不过：这是现实在感觉中孕育变形后的产物。小说中这样的段落比比皆是。

        （孔明耀）从村街上走过去，春天为他开着春花，为他披着嫩绿和鲜红。村街上的北方槐，也都为他顶着一树繁花，开成大红的玫瑰和白芍药，飘着腥白烈红的花香味，在日光里为他闪着柔亮柔亮的光。

         他（孔明耀）……绕着刚盖好了一半的世贸大厦走三圈，并让队伍默立，目光逼视，炸裂城最高的双子星座楼，就直立起来了。最后他领着队伍和城里几乎所有跟在身后的群众们，到广场另一侧的国际会议中心前……（他）用流血的嗓子对着一个电喇叭唤：

          “伟大的炸裂！伟大的建筑！”

           ……

那座地标性的蛋圆形建筑就在高呼中耸立起来了。

固然，这一真实是一种被阎连科称之为“内真实”的存在，而与这一真实相关的逻辑也可以称之为“内因果”：“内因果是小说在故事与人物的进程中，依靠内真实推动人物与情节变化的原因与结果……依据不在现实生活中必然发生或可能的发生，但却在精神与灵魂上必然存在的内真实——心灵中的精神、灵魂上的百分百的存在——来发生、推动、延展故事与人物的变化和完成。”[6]但也恰恰是这“精神”或意念太过强大，阎连科的小说虽然摆脱了“控构真实”和“世相真实”（《发现小说》）的局限，但终究不能避免寓言写作的框架制约。而又由于作者太过鲜明的写作预设——在《炸裂志》中则表现为对发展主义和左倾思想的批判——他的小说终究仍属于结构式寓言写作的范畴。阎连科的小说创作，向来追求某种鲜明的象征和寓意[7]，这一倾向在其最新长篇《炸裂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激烈。他的小说虽然带有幻想写作的倾向，但因为象征意味太浓，他的幻想写作实际上已局限并固定在某种单一层面。幻想被限度在某一层面，幻想也往往得不到展开。他的小说是一种明显的结构式寓言写作。

而说他是结构寓言写作，是因为在他的小说，特别是《炸裂志》中，人物不仅仅是一个个符号，更往往是一个个空位，是作者的预设决定了人物的存在，人物往往只具有功能性的存在。换言之，人物的存在，是由他所占据的位置和作者所赋予他的象征意义决定的。就《炸裂志》而论，作者赋予小说以鲜明的批判意识，故而赋予他的两兄弟以不同思潮的代表的身份出现。至于所谓朱颖家和孔家之间的家族矛盾，也最终只能附属于不同思潮流派的矛盾冲突中。

四   结语

阎连科在《发现小说》中曾期待一种自由的写作境界：“我想怎样去讲，就可能去讲，胡扯八道，信口雌黄，真正地、彻底地获得词语和叙述的自由与解放，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叙述秩序。建立新的叙述秩序，是每个成熟作家的伟大梦想。”[8] 这样一种写作，与其说追求的是“词语和叙述的自由与解放”，不如说是幻想和“秩序”的结合，“秩序”才是根本。表现在他的长篇新作《炸裂志》中，这是一种寓言式的幻想秩序，是他的新的幻想写作的文体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