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及其启示

摘  要  佩里•安德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遭到种种质疑、责难和危机的关键时刻，始终如一地坚持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了有力回应与辩护，维护着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纯粹性和必要性，始终坚守着马克思的革命设想，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凸显其理论特质、彰显其理论贡献及其历史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安德森；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当代价值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揭开了长期覆盖在社会机体上的帷幕。”[①]作为当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佩里·安德森对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他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着自己独到的解读，可谓一家之言。他总是在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之内对社会历史进行着一种独具特色的研究和探索，历史唯物主义已成了安德森社会主义思想中最核心的话语，是其理论大厦得以建构的基石。安德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以及他的思想的创新,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

一、安德森为经典历史唯物主义辩护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理论。马克思本人最初把它表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唯物主义的生产条件”。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与之前的唯心史观有所不同，它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②]马克思所作出的伟大步骤是对历史进行了一种唯物主义的说明和解释。普列汉诺夫评价道，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说明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 [③]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把“历史唯物主义”最为系统的概括和表述为：“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生产方式等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然而，这些概念和理论竟然受到了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诸多质疑和责难。

（一）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的阐释

安德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遭到种种质疑、责难和危机的关键时刻，始终如一地坚持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了有力回应与辩护，维护着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纯粹性和必要性，始终坚守着马克思的革命设想，期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的完美结合，期待着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言，安德森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概念看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历史变革最深层的动力。首先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作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结构性认识。马克思把社会看成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关系所构成的一个存在性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关系或矛盾有其各自凸显的意义。基于这一基本思路,安德森对唯物史观思想做了新的阐释。他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历史变革的深层动力。”他指出：“马克思的理论远远并不缺乏任何遗传类型的解释原则，它显然拥有一种原则——带有一种独特的清晰和力量始于1859年《序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长期历史变革最深层的动力。”[④]他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看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和历史变革的最深层动力。就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概念而言，安德森认为：它并不仅仅是一个狭隘的经济学范畴，而是一个更广泛的历史学范畴，它是区分一种历史结构和另外一种历史结构的重要依据和标准。”[⑤]生产方式是一种经济结构，一种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我们固然不能离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绝对性去理解其相对性，因为选样实际上就等于抹杀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从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离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相对性去理解其绝对性，只能陷入机械决定论，从而把丰富多彩的世界历史看成一幅单调的机械的图画，就会忽视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忽略生产关系的能动反作用。”[⑥]

（二）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的阐释

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结构而言，安德森首先坚持了经济基础的首要性和决定性，但并没有把它降格为一种粗俗的经济的决定论；他把上层建筑看成是一种多元的存在，有其政治、军事、法律、文化和意识形态都具有一种独立性和自主性。他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要素之间，可以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使这些结构化的要素获得了历史性内涵。安德森认为，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比喻确实存在着一种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但它在理论上具有一种必要性和合理性,因为构建一种可靠的有关社会“经济结构”的概念,并不会排除或危及对文化或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研究，而是要促进它。[⑦]对于一种社会结构，它都是由多元要素组合，除了经济要素的决定作用外，还有各种上层建筑要素的主导作用。这些要素并不是只是经济因素的副产品或者是附属物，它都是社会结构起本质的和决定性的要素。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初期，突出地强调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旗帜鲜明地突出了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end##

（三）关于历史活动主体问题的辨析

在英国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传统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的代表是安德森。他接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和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开始了对新历史主义的批判性扬弃，形成了英国式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结构主义的阿尔都塞极端强调社会结构的作用，提出了“历史过程无主体”的著名论断认为，主体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招唤进入社会的，始终无法逃出社会强加给我们的结构，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生产当事人所占据的位置和所承担的功能。汤普森认为，历史不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恰恰就是作为主体的阶级，不断的相互较量和相互斗争的过程，但他没有看到阶级形成的客观因素，而只关注了阶级形成的主观因素，比如：意识、文化、情感、道德等。但在安德森看来，阿尔都塞和汤普森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体的关系问题的看法都有失偏颇。安德森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解释，认为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冲突的结果，当冲突激化时，人们就会通过阶级斗争来变革社会关系。可见，安德森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客观规律和历史主体能动性之间的辩证法。是对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积极扬弃。一方面，安德森强调了社会结构的首要性和深层性，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阐释历史变迁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忽视历史剧作者的主观能动性，看到了阶级斗争对历史变迁的重要作用。因而，安德森能够解决结构主义学派和历史主义学派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体的二元难题，成功还原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原像。

（四）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的阐释

就社会形态的阐释，安德森着重探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起源这两个大的问题。安德森从来不赞同封建主义就是奴隶制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他认为, 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古典古代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原始部落的公社生产方式在相互的冲突和碰撞中，经过彼此的重组和融合而形成的。就资本主义而言, 安德森反对从历史的时间序列上来考察, 他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只有打破历史时间总体直线发展的观念才能获得解释。通向资本主义的历程，展现的不是一种循序渐进的编年史,是显示出在一种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是另一种生产方式遗产的存留效应，这种遗产的符咒作用在向第三种生产方式过渡时的活化作用。”[⑧]其中所说的 “另一种生产方式遗产的存留效应”主要是指古典古代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在封建生产方式内的残留, 奴隶制生产方式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如历史上所发生的 “文艺复兴”运动所显示的那样。[⑨]在此意义上说，古典古代的遗产比封建主义遗产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诞生必然伴随着古代的再生。

安德森对社会形态的研究，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人们通常把历史发展划分为五种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安德森则认为，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期间还存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绝对主义社会。“从本质上讲，绝对主义就是：经过重新部署装备的封建统治机器，旨在将农民再度固定于传统社会地位之上……换言之，绝对主义国家从来也不是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仲裁者，更不是新生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工具，它是受到威胁的贵族的新政治盾牌。”[⑩]从时间维度看，绝对主义产生在封建主义之后，资本主义之前。从空间维度来看，绝对主义是欧洲地区特有产物。

二、安德森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方法论特色

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两种学术传统与方法,是被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的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隐退之后，才逐渐显现出影响力的。是通过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对社会历史重新进行审视与批判的理论研究工作，从实践来，各有其优劣与得失。当学界日益把自然和社会理解成为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及处于普遍联系的整体的时候,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才真正成为“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方式”。[11]  

（一）           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相融合

自19世纪以来,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已渗入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成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然而,这两种方法已成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思维方式,相应形成历史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学派。安德森就是其代表。对安德森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关历史的一套理论体系，是对历史规律的一种科学预言。正如他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中所认为：“对于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换言之，它是理解当前和把握未来的事业：一项带有无产阶级革命理念的政治工程。”[12]历史主义是从历史流变性的角度来研究问题的思想方法。

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1）强调从事物发展的历时性角度开展研究。认为历史学的唯一目的是再现和理解过去。在研究历史事实的过程中主要采用叙述事件、罗列史料、归纳和实证的方法。（2）在整体和个体的关系问题上，更为强调个体性。把个体作为首要的、真实的存在和最终的目的，把整体的规则、秩序看作是历史理论家的想象，如果存在一个整体的话，那也是为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整体。在对不同阶级和国家的研究中，也更为强调它们的特殊性。（3）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更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突出事物与事物、人与人之间在具体时空之下的差异性，承认生命的非理性和自发的能动性因素。

与历史主义不同，结构主义则是从系统要素之间的联系和结构的角度来研究问题的思想方法。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1）强调从共时性的角度研究事物。即对系统内同时存在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进行研究。把对事物的研究建构起一个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至于一个系统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内部诸成分的序列。（2）在看待整体和个体的关系问题上，更强调整体性。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具有逻辑优先地位，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3）在看待社会历史问题上，认为值得研究的不是历史过程，而是已生成事物的结构。社会历史本身存在着一个客观结构，这个客观结构的各要素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不能孤立地认识某一部分，而要从整体出发来认识部分。搜集和分析历史事实的目的就在于发现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客观结构，并对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

在英国,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论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但它却力图分别将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思维方式作为各自的主导思维方式。事实上,英国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并非仅仅使用了历史主义方法，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也并非仅仅使用了结构主义方法，他们都常常是两种方法的结合,只不过是各有侧重。在社会历史研究当中,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些学者也并没有把历史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截然分开。与汤普森相比，安德森更为注重的是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方法在研究当中的平衡。安德森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如果结构单独在一个超越所有主体的世界中得到公认，那么什么能确保它们的客观性呢?极端的结构主义也决不会比所宣告的人类的毁灭再刺耳了。”[13]在安德森的历史著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1974)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1974)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结构主义方法与历史主义方法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总趋向。在结构主义分析的基础上,安德森试图把国家与社会制度以及各种社会结构关系放入历史的演进中考察。通过这种努力，《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两本著作不仅达到了方法论的综合,而且达到了理论与事实、一般与特殊、必然与偶然的统一。最终,在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激烈争论中,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思维方法实现了融合与统一,从而为全面客观地审视社会历史、把握社会现实提供了可能。[14]

安德森通过总结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各自存在片面性，他指出，“已经成为有影响的学术群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重视本身工作所提出的理论间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致力于理清或解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却疏于研究由历史学家提出的经验性问题。[15]安德森认为，不管坚持什么立场，社会历史的研究“都需要通过复杂微妙的方式，将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协调在一起”。[16]“重新建立起结构与发生构造论即历史构造论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和与主体的种种活动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17]虽然在方法论意义上，研究完成的结构比研究它们具体发展过程的具有优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对理论的建构毫无相关，动态的历史发展观与静态的社会结构分析应该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和互相渗透的，要想把握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就得使历史和结构的研究方法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都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18]而“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19]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历史考察和理论探讨并重，把历史主义的方法融进结构主义的方法当中去，发挥各自的优长之处，克服各自的片面性。

（二）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相结合

安德森把封建主义看成是由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诸要素相互结合和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种有机整体而存在，然而，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的不同程度，产生了不同的封建主义类型，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封建主义的拓扑空间。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安德森认为：它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和古代生产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古代生产方式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的兴起，只有打破历史时间总体直线发展的观念才能获得解释，通向资本主义的历程不是展现了一种循序渐进的编年史，而是显示出在一种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另一种生产方式遗产的存留效应，以及这种遗产的符咒在向第三种生产方式过渡时的活化作用。“在封建主义的现在中，封建主义古典的过去再次苏醒，帮助资本主义的未来兴起，它既比想象地更远离后者，又令人惊讶地更接近于后者，换言之，资本主义的诞生必然伴随着古代的再生。如果按照历史主义的看法，古代文明在前，封建文明在后，封建文明要比奴隶文明更加的先进，但从文艺复兴对于古典遗产的重新唤醒来看，奴隶文明丝毫不逊色于封建文明；如果按照结构主义的说法，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这样就排除了文艺复兴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实际影响。”[20]安德森认为：他的这一理解既不同于历史主义的主张，也不同于结构主义的观点，因为资本主义是在奴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时间交叉和空间交错中产生的是一种共时组合。这就可以看出，安德森采用了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在对一系列社会历史形态问题的探讨过程中，它们是一种历时的序列，也是安德森追问的两个重大问题，其中一个是封建主义之起源，另一个是资本主义之兴起。封建主义是欧洲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是古典古代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和日耳曼人的原始部落制生产方式的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之下所形成的，因而产生了世界上一种独特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和国家所未曾经历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它具有自身独特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绝对主义时期。安德森认为，从历史时期来看，绝对主义产生于封建主义之后，资本主义之前；从地域上来看，绝对主义是欧洲地区所特有的产物。安德森考察了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发展轨迹，最终得出结论。“从本质上讲，绝对主义就是：经过重新部署和装备的封建统治机器，旨在将农民再度固定于传统社会地位之……换言之，绝对主义国家从来不是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仲裁者，更不是新生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工具，它是受到威胁的贵族的新政治盾牌。”[21]安德森认为，上述的社会形态是欧洲地区所独有的，并不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普遍现象，古代奴隶制和原始部落制综合作用封产生了建主义，古典奴隶制和封建制相互影响产生资本主义，这正是在诸要素的空间交叉和时间交错之中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独特的封建主义、绝对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种意义之上，安德森的实质就是在追溯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和追溯其独特的起源和系谱，使我们从起源处来了解资本主义真正的本质和特征。“在这一追溯中，安德森又详细对比分析了欧洲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形成了一种基于“地区类型学”和“国家类型学”的“类型学”阐释模式，不仅说明了社会形态的多元存在和发展模式，而且使历史唯物主义获得了更为有效的诠释力。”[22]

（三）历史叙述与理论研究相结合

在安德森的历史研究著作中，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历史叙述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在一起。他特别的关注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的各种描述社会历史的概念，他积极参与其中的探讨和研究。譬如说，绝对主义、封建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包括东方专制主义）等相关概念。[23]对于“绝对主义”来说，安德森的观点可称得上自成一家之言或者是独家之言。欧美和前苏联史学家认为，绝对主义是建立在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平衡之上的一种君主政权，是向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过渡形式。安德森自始自终参与了这一讨论。他认为，绝对主义是欧洲特有的一种现象，从它的本质上来看，仍然属于贵族的政权形式，然而，西欧和东欧各个国家的绝对主义各有不同的历史特点和发展的轨迹，这就导致了不同的发展结果。其原因应该从国家与阶级互动关系以及各国在欧洲“国际国家体系”中的地位来寻找。

20世纪60年代初期，安德森开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并参加了西方的“新左派运动”。1962年起，成为《英国新左派评论》的主编。从此，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并将其与现实政治、社会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他认为：“虽然西方各国都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但是在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同具体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上各个地区、各个层面上的相互关系和差别的规律方面还做得很不够。[24]尤其是将国家和社会结构的多种发展变化同社会发展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从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和近代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总体上作相关联的比较研究，是世界史，历史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键问题。必须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史实联系联系起来，从整体上进行系统的论述。”[25]安德森认为，应当将经济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同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政治发展史紧密结合起来加以研讨。[26]他强调，阶级之间的现实斗争最终要通过社会政治领域的斗争，而不是经济和文化领域来解决。只要阶级继续存在，只有建设国家或破坏国家才能确立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27]《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两部史学著作就是安德森运用历史叙述与理论研究相结合方法在西方历史学、历史社会学和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领域研究的有重大影响的重要著作。这两部著作是在西方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众多著作中一直是权威的引证来源。古希腊罗马史专家芬利（Moses Finley）说：“这是对欧洲古希腊到近代绝对君主制历史精彩地组织起来而又有条不紊的综述，读起来激动人心。”英国近史专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说：“这是十分杰出的、具有权威性和透彻性的学术成就”。其他学者也将《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1974)两部著作称这为“历史社会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杰作”。[28]

三、从安德森看马克思义的当代价值

安德森是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左派理论家，英国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 他的学术研究兼有政论和史论双重色彩，学术研究上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对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怀，反映了新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新思考。他始终怀有一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情结。此情结是在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对话和交融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建构的。他的学术思想及成就在英国新左派运动、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安德森的启发和影响

法国著名思想家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29]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具有永久的当代性。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问题，蕴含的是当代人的一种不懈的精神追求。通过凸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并赋予当代诠释，以获得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指南。诞生在170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已经由一个徘徊在欧洲的“幽灵”、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流派，发展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在当代世界,它仍然具有极强的思想穿透力和巨大的理论价值,成为各种政治势力都不能忽略的存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是一个立足现实、面向世界的开放和发展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揭开了历史之谜，是人类历史观上的一场根本性的变革，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壮丽日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并存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实践之中，在不断汲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从理论形态到实践形态、再到制度形态的转变，也经历了从部分地区向全世界传播发展的过程，在世界上形成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流派。马克思主义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进程和人们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马克思、恩格斯即使是在当今西方世界也有巨大的影响力。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为系统的概括和表述，他明确提出了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生产方式等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安德森受其影响，始终遵循着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出的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开启了一种“类型学”的全新研究范式。从安德森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两部史学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在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两种方法的相互融合和贯通之下，安德森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类型学”的唯物史观。然而，在这一“类型学”的唯物史观中，安德森回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地形学，对种种现象进行着唯物主义的解读和阐释。安德森认为：“尽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其称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或‘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并在《资本论》的写作中得出了一整套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经济理论。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阐述道：“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理论。历史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是历史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内实践作用的传统格言所不自觉提到的。过去不能以现在的任何实践来改变。过去的事件总要被后世所重新解释，过去的时代也总要被重新发现；从任何清醒的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是无法更改的。”[30]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的保卫与辩护中，安德森所遵循的是一套抽象的历史理论和范畴，是一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新路径。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动力因素的认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中对基础首要性的坚持和对生产方式的历史辨析，安德森都始终保持唯物主义的视角和立场。这样,“安德森就首先把马克思的思想放到具体的、变革的和多样的历史境况中,赋予其“类型”的历史语境。”[31]

（二）安德森唯物史观的实质性意蕴

“安德森是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他一生把唯物史观当作历史与现实研究的核心理论框架,在其视域内进行着一种独具特色的理解和阐释。”[32]安德森形成了被英国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类型学”(typology)的唯物史观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有助于扩大唯物史观的解释力,而且有助于它的现实运用。他把它运用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解释和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想和观点的辩论中，赢得了学术界的关注。在他1964年发表的《当代危机的起源》一文中,安德森第一次使用了“类型学”这一概念，创立了一种有关权力结构的“具体的类型学”(a concrete typology)。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两部史学著作中，他把上述的“类型学”的方法应用于对欧洲社会形态的研究之中，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进行了“类型学”诠释与对比,形成了一种基于唯物史观核心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解释理论和运用策略。[33]在这一具有方法论特征的理论构架中, 安德森试图把唯物史观表述为一种融合历史和理论、经验和理性的科学的解释学与革命的“实践论”。

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内在的逻辑的延伸。他对上述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的独家之言。他自己的独到的解读是灵活的、多样的，并非是是刻板的、教条的，他总是在“最大的清醒”中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敬意”。[34]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安德森是一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历史唯物主义是其思想的理论立脚点，社会主义则是其思想的最终落脚点。他“使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经济决定论的束缚，获得了一种具有英国本土特色的重构形态。”[35]在1974年出版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他通过类型学的分析比较，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这种答案上升到历史观的高度就是：“生产方式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它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发挥必然要受到具体的社会阶级结构和国家政治传统的制约；只有在适合的土壤中，先进的生产方式才能战胜落后的生产方式，获得统治地位。”[36]

就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言。安德森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确切称号是历史唯物主义，它就必须首先是历史的理论，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历史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当然也是历史的，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内实践作用的传统格言所不自觉地提到的。但是，过去是不能由现在的任何实践所更改的。过去的事件总要被后世重新解释，过去的时代也总要被重新发现；从任何清醒的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是无法更改的。”[37]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套理性的话语体系、一种有关历史的发展理论，更是一项反资本主义的伟大工程，其目的在于实现一种真正的民众的社会主义。此种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性的和历史的论证所得出的一种理智结果。也是一种道德的和意志的坚定所企盼的未来的结果。“无论这一社会主义的未来构想是否会成为一种乌托邦，关键在于这一社会主义信念背后所渗透的是一种深沉的为穷者代言，为贫者立命的人本主义情怀。安德森试图揭示出资本主义自由价值精神背后所隐藏的种种冷漠和丑恶，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支持一切世界范围内的工会、环保、女权、和平等正义的声音和行为。这是安德森作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种良知和责任，正是这份良知和责任，值得我们去思索和探究。”[38]

（三）安德森唯物史观与历史观的当代价值

  就世界历史的发展而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和说明：“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9]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马克思正确地强调了生产方式的起源和结构之间的差别。但对于世界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的诠释而言，这却缺乏足够的效力，原因主要是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却千差万别、各具特色。比如欧洲各国及美国和日本最终走向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和老挝以及美洲的古巴在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就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发展道路更加艰难曲折，社会主义之后又转向了资本主义……因此，要想为世界历史的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版图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解释，我们将何以行之？安德森认为：“要想揭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欧洲出现的秘密，就必须坚决抛弃任何简单的进化概念，即认为一种较低的生产方式被一种较高的生产方式所包摄，一种生产方式完全是通过一种有机的内在连续过程而自发地产生于并取代另一种生产方式。”[40]在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这一双重概念和理论框架下，安德森详细探索和思考了历史上诸如封建主义、绝对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过渡与变迁的不同社会形态。他认为在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冲突、碰撞、接受和融合下形成了这些基本的社会形态。每一社会形态叉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中衍生出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它们拥有各自独特的属性和特征。

安德森对唯物史观有着始终如一的坚守，他的这份坚守不是刻板和教条的。他从历史的细节之处着手,从历史的琐碎之处深入,在简单的地方发现了复杂,在同一的地方发现了差异,在普遍的地方发现了多样,在一般的地方发现了特殊,从而形成了“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思想，是坚持唯物主义本体论预设与系谱学和结构主义方法相结合的产物。他的唯物史观的思想有助于扩大唯物史观的解释力和它的现实之运用。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形成了自己一套特有的话语体系，这对于认识生产方式的动力因素，坚持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中的基础的首要性,肯定社会结构中多元决定性,理解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关系之暗道的相互作用,他都保持了经典解释路径,凸显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安德森强调社会存在、发展以及变革的类型差异存在于历史的系谱之中,强调社会形态的空间网络关系，在把唯物史观运用于感性的、实际的和微观的历史的同时,返回真实的“空间”的现实，视社会发展为多元决定的产物，尝试做到历史与理论、经验与理性的一致性。他的“类型学”方法在说明世界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同时,也保持一种相对主义的历史态度,从而导致了对历史发展的一般真理的质疑甚至否定,走向了多元的历史真理观。他的这一唯物史观思想是一种新的哲学尝试。他对于社会存在、社会革命以及社会发展的具体化的理解和认识,对于我们当今时代的理论建设和现实社会问题研究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安德森批判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论，力图将理论和历史完美地结合起来，不断地打碎现成的理论体系。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始终如一的追求，明确地坚持并高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之内展开自己的研究和探讨。对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着唯物主义的解读和释义，使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期盼得到了某种历史的根基和理论支撑。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断脱离现实世界，退缩进美学、解释学和抽象的思辨哲学的悲观主义倾向表示不满，坚持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那种直面现实的经典传统之中。虽然他用这些理论概念来解释历史时，难免会产生自相矛盾。但是总的说来，他对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融合是成功的，他提出的诸多理论和观点很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这对我们科学地开展历史研究很有启发。

Perry Anderson defended the Marx doctrine and Its Enlightenment

Chen Mingfu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department  Nanjing  Jiangsu  210046)

Abstract  Pery Anderson encounters all sorts of questions in the Marxism theory and the theory, scolded with the crisis critical moment, persisted constantly stood has carried on the powerful response and the defense in the Marxism classics standpoint to it, was maintaining the Marxism classics pure and the necessity, was persevering Marx's revolutionary tentative plan throughout, guarde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ighlighted its theory special characteristic, clear reveals its theory contribution and the historic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temporary value.

Keyword  Anderson; Marxism the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struction; Contemporary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