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童年生活中的情感支撑与信仰追求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不乏有学历层次低的著名作家出现，小学毕业的沈从文、莫言就是典型的例证。非常有意思的是，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莫言最终获得了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相比而言，沈从文要比莫言童年幸运和幸福得多，他几乎是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中长大的。而莫言曾说：“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着我成长。这样的童年也许是我成为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如果仅仅是这个原因，那么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将会涌现千千万万个莫言来。那么小学毕业的莫言是什么支撑他度过了童年的艰苦岁月，除了作家本身所应具有的创作天分之外，是什么支撑了莫言最终成长为了一个影响世界的作家？支撑仅仅小学毕业的他一步步走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这是大家应该关注的焦点所在。

一

童年时期的莫言最深刻的爱和情感体验来自母亲，是母亲的爱和对其读书的支持，给予莫言的是最强大的情感支持。1955年出生的莫言，童年生活在一个有着十几口子家庭成员属于上中农的农民大家庭里，爷爷、奶奶、父母、哥姐、叔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尽管他是家里的最小一位成员，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并没有得到家人足够的疼爱。对童年的自己他是这样描述的：“相貌奇丑、喜欢尿床、嘴馋手懒，在家庭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这也正是左倾思潮狂风乱作的时代。小心谨慎的父亲害怕他出去口无遮拦而招惹是非，要求他少说话甚至不说话。有时因犯一点小错误就会招致父亲的一顿毒打。家庭贫困和政治歧视，所导致的家庭暴力和爱的缺失，让心理素质和抗打击能力都比较差的儿童伤害最深，持续的时间也最久，因此，给莫言童年的心灵留下了极大的精神创伤体验。

对孩子来说，母爱是最无私的一种情感，任何情感都可以被异化，唯独母爱难以被异化。莫言生下来后，不仅长得比较丑陋，而且饭量还大得惊人，由于填不饱肚子，没力气干活，在人面前又显得特别懒惰，在那举国上下长时期限于饥馑的年代，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是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在一起过日子的莫言一家，多吃一口饭和少吃一口饭对任何人来说，都显得那么重要，多吃一口可能活人，少吃一口可能死人，莫言势必遭受家庭其他成员的强烈厌恶。只有母亲在默默地关爱着这个可怜的儿子。既然把他带到人间，给了他生命，就得尽量让他活下来，因此母亲不仅不嫌儿丑，还想法设法寻找填饱肚子的东西，甚至学会了老牛反刍的办法，以维持这个家庭。为了儿子能不饿着，母亲甚至让他吃奶吃到快要上学的年龄，用她稀薄的奶汁极力维持着这个丑陋大肚的孩子的生命。莫言从母亲身上看到了为了孩子母亲的坚强和母爱的伟大。

在莫言的作品里有不少地方写到两个孩子打仗，母亲都在极力维护自己孩子的利益，如《因为孩子》中两位关系非常好的邻居母亲因为孩子隔墙对骂，即使打罚自己的孩子也只是象征性的（《石磨》）。《儿子的敌人》作者讲述的是战争年代一位在战场上已经失去了大儿子的母亲，又不得不把小儿子送上了战场。当战斗在家附近打响后，她像疯了一般在战场上四处寻找自己的小儿子，最后小儿子也同样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里作者强调了母亲并不关心战争的胜负和进程，关注的仅仅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无限牵挂。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作品的重心在于母爱的伟大和无私。当部队误把敌方士兵的尸体当作孙马氏小儿子小林的尸身，送到她面前时，作为母亲为了不让这个母亲的儿子成为孤魂野鬼，被野狗吃掉，毅然决然地把他认下了，并为他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安放在一个当棺材的大木箱中。作为母亲，孙马氏把这位小伙子看作了一个母亲的儿子，而不是自己儿子的敌人。在此，母爱超越了战争中敌我双方势不两立的敌对状态。《挂像》同样也是描写战争年代失去了四个儿子性命的母亲万张氏，其中两个儿子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两个儿子在共产党部队里当兵，都牺牲在了战场上。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里，万张氏只能拿着在共产党部队里牺牲的两个儿子的烈属证，呼唤着儿子：“儿啊，儿啊，回家来过年啦……”《拇指铐》这篇小说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喜爱和探索。无论我们在文中读出了多少层含义，但有一点可以说是大家的共识，即8岁的阿义是为了给病重的母亲抓药才从深夜出发去镇上的，不惜咬掉手指最终挣脱危险，也是因为母亲的强大情感支撑。《欢乐》中“灰发飘拂，面如锅底，满嘴里只剩下的一个孤独的长牙，随着说话时的气流灵活地运动”衰老的母亲，为了多次高考落榜的儿子能够再回炉复读，不惜忍受大儿媳恶毒的骂声和咒语，忍受着外人的白眼和讥讽，四处讨饭也支撑儿子考大学。即使儿子五次落榜她依然这样劝慰和告诫儿子：“别难受了，立志吧，今年考不上，过年再去考，只要功夫深，棒槌磨成针。你哥你嫂也就是骂我几句，骂去吧，我聋，听不见，她不嫌累就骂，反正她不敢打我。”这是何等坚强的情感支撑。在莫言笔下，母亲和孩子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最集中反映母爱伟大无私，反映母爱超越一切的作品是莫言聚力凝神，付出巨大努力创作出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在这篇小说中，作家塑造了一位在战争和饥荒年代抚育了九个儿女和儿女们的后代，吃尽了苦头，但坚强而豁达的母亲形象，承担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成为这个大家庭中主要的精神支柱，其对儿女们及儿女们的后代深深的母爱之情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对上官金童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作为母亲仍然不离不弃，一直坚持用干瘪的乳房维持儿子的生命。##end##

长相丑陋可以说对莫言的影响很大，致使他内心一直有一种极为强烈的自卑情结。正如小说《丑兵》中丑兵王三灶所唱的丑娃歌：“春天里苦菜花开遍了山洼洼，丑爹丑妈生了个丑娃娃。大男小女全都不理他，丑娃娃放牛羊肚子在山崖。”可以说这篇小说集中体现了长相对莫言内在心理的极大创伤。他把自己的丑放在了与之对比强烈的美的环境中进行充分展示。这篇文章是以第一人称排长“我”为叙述视角展开的。七六年冬天，排里分来的几个山东籍新战士，在个个小巧玲珑，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中间，偏偏有一个丑兵王三灶。作品里是这样描写王三灶的丑：“他长得很丑，从身材到面孔，从嘴巴到眼睛，总之——他很丑。”“只有这个王三灶，真是丑得扎眼眶子，与其他人站在一起，恰似白杨林中生出一棵歪脖子榆树，白花花的鸡蛋堆里滚出一个干疤土豆。”被战友戏称为《巴黎圣母院》中的丑八怪“卡西莫多”。这个丑兵偏偏遇上了一个全团有名的“美男子”排长，郭排长不仅长得漂亮，还非常欣赏美，憎恶丑。在郭排长慕美憎丑的审美视野中，王三灶像一根毒刺一样，时时刺激着郭排长的神经，让郭排长极不舒服。不仅排长不喜欢，排里的其他人也排斥和歧视这位丑八怪，他们极尽奚落之能事，在各种场合侮辱他的人格，伤害他的自尊。最后王三灶不得不独自一人到猪舍里去养猪，过着不与人交流的孤僻生活。但是作品中也同样表现了母亲不嫌儿丑的场景。在人们追求美的浪潮中，远在农村花眼的老母亲为儿子编织了当时时兴的“脖圈”。母亲的这种情感支持，可以说给予了王三灶极大的鼓励，不仅让他通过各种方式找到自信，而且最终使他鼓起勇气抱着拼将一死的决心，主动报名奔赴中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最后光荣牺牲在战场上，逐渐得到美男子、小豆子等人的积极认可和肯定。

最后莫言在书籍和母亲的情感支持下，不断找到自信。因此，《丑兵》中读了很多书的王三灶以三国时掀鼻翻唇却被刘备委以重任的庞统和春秋战国时矮小猥琐也被齐灵公任为宰相的晏婴自喻，并开始了能够找到自信、显示自己价值的文学创作。这篇小说中的王三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莫言自我的化身。他把时间、人物，以及王三灶最后写的小说内容，都与莫言进行了高度吻合，可见莫言的良苦用心。唯一不同的是结局，莫言让王三灶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说，前面通过绘声绘色表演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并对卡西莫多的言行进行了极高的评价，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另眼相看；后来的文学创作让升为副连长的郭排长大为震惊的话，那么最终牺牲在战场上这样的完美结局让丑八怪一样的王三灶一跃而成为民族的英雄。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从人格的独立，到创作才华的展露，至最后思想品质的完美呈现，一步步逐渐发掘了王三灶身上的优秀品质。

实际上，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莫言非常想参战，当考学无望，提干无门的时候，意在借此机会从另一个层面证明自己。莫言在自传体小说《变》中真实地表露了自己当时的想法：“上战场，当英雄，闯过来可以立功提干，牺牲了也给父母挣个烈士名分，改变家庭的政治地位，不枉了他们生我养我。……这想法很简单，很幼稚，但确是我们这种饱受政治压迫的中农子弟的一个扭曲心态。窝窝囊囊地活着，不如轰轰隆隆地死去。”

这种丑陋的长相给予莫言极大的心理创伤，在许多文章中对此有所展示。《罪过》里那个看着自己的弟弟小福子掉入河中，却不叫人及时施救的大福子，致使弟弟丢了性命。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长相不如弟弟，不招家人的待见，为此陷入了极大的孤独和沉默当中。《大嘴》中的大嘴就是因为长了一个可以把整个拳头塞进嘴里的大嘴，经常被人耻笑。还有被作者自称为自传体小说的《变》，其中提到的那个1969年被赶出学校大门的大嘴巴男孩“我”。

二

大哥这一高密东北乡第一个大学生形象给家庭带来的荣耀，以及父亲在村子里的十几年会计角色所赢得的村民的尊重，让莫言确立了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价值观观，知识成为莫言一生的信仰追求和精神支柱。自古以来农民自身缺少文化滋养，但他们非常看重知识，敬重文化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小时候大哥考上大学让村里人非常羡慕，村民在他家门前通过时所说的话，以及大哥给家庭所带来的荣耀，激起他对知识的渴望（尽管其中也有写小说的人可以天天吃饺子的美好蓝图在里面），因此，从小就非常喜欢看书，对各式各样书籍的阅读都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非常想通过对知识的汲取改变自己丑陋的形象和农村人卑贱贫穷的历史命运。然而，学业的中断无疑对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莫言来说，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打击。自传体小说《变》写出了作者被学校开除之后的孤独，以及又屡次偷偷潜回学校，屡次被拧着耳朵赶出来的痛苦情绪。自身的孤独、寂寞与萎缩和学校师生的喧嚣、热闹与无所顾忌形成了鲜明对比。中篇小说《欢乐》是作者对农村孩子考上大学与否而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命运和身份的痛苦展示。重点表现了其中的永乐坚持考大学的决心：“我要考！我要考！我要考上大学！你们不管我我去卖血换钱交学费也要考！不成功，就成仁！”以及对大学生生活的向往和五次高考失败后的颓废心情：“你曾经多少次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风流倜傥的在校大学生形象：面如敷粉，唇若涂脂，鬓若刀裁，美如墨画；洗得发了白的蓝制服褂子口袋里插着一支金星牌钢笔，一支三色圆珠笔。湾水中的形象无情地粉碎着你臆想出的偶像。”现实生活却是长得相貌不好，考不上学或许连媳妇都讨不上：“自己的骆驼般的长脸，像两棵粗黑的豆荚般的短眉毛，嘴唇像发情的公山羊的唇一样上翻着，露出了一排东北乡人特有的漆黑牙齿。在上翻的唇上，稀稀疏疏生着几十根黄黑间杂的胡须。”作品曾借永乐大哥的口这样诅咒农村：“管它中专、大专，考中了就跳出了这个死庄户地，到城镇里去掏大粪也比下庄户地光彩。庄户孙，庄户孙，不知哪个皇帝封的。”村庄周围遍布着车辆无法通行的泥坑，苍蝇蚊子跳蚤虱子肆无忌惮地吸食着人们的腥血，儿媳为一根黄瓜把婆婆骂得狗血喷头，曾在党旗前宣誓过的共产党员非常轻易地就对宗教鬼迷心窍，因村长送的是一车猪下水而不是海米，供电公司就不给送电，贫穷与落后，肮脏与龌龊，愚昧与无知，这一切的一切困扰着人们的生活。作品感叹：“生在这样的村庄里，就是一把金刚石的宝刀也要生锈。”作品用了少有人用的第二人称的叙事方式对高考落榜之后永乐烦闷、压抑、痛苦、仇恨、嫉妒的心情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描绘与刻画。永乐的这种心情最能体现莫言对故乡的憎恨，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城市的向往。当永乐无法通过高考改变自己农村人身份和命运时，宁喝农药而死也不愿苟活于这个他厌恶至极的农村世界中。

这篇作品实际上显露出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所谈到的：“在所有心灵现象中，最能显露其中秘密的，是个人的记忆。他的记忆是他随身携带、而能使他想起自己本身的各种限度和环境的意义之物。记忆绝不会出自偶然；个人从他接收到的，多得无可计数的印象中，选出来记忆的，只有那些他觉得对他的处境有重要性之物。因此，他的记忆代表了他的‘生活故事’，他反复地用这个故事来警告自己或安慰自己，使自己集中心力于自己的目标，并按照过去的经验，准备用已经试验过的行为样式来应付未来。在每天的行为中，都很容易可以看到人们如何利用记忆，来平稳情绪。如果一个人遭遇挫折，而感到沮丧，他会回想起过去失败的例子。”[①]

学业的中断阻碍了他对知识的正常追求，但并没有让莫言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反而激起他对知识更强烈的向往和渴求，使他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如饥似渴地索取知识，可以说是到了嗜书如命的地步。“我十二岁辍学，收集村里流传的小说如‘三国’‘水浒’之类罄尽，无书可看，则日日翻看一本《新华字典》，看来看去，也觉味道无穷。后偶尔发现家中一破箱中装着我大哥读中学时的全套教科书，便如获至宝，日日翻看，数学化学自然是看不懂了，但汉语和文学（当时中学的语文教材一分为二）、历史、生物学等课本则是无一遗漏地看过。尤其是那三本《文学》，上面有很多文章，像曹禺的话剧《日出》片段、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鲁迅的《铸剑》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连毛泽东的文章《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也看得烂熟。”“再如一些流行小说《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保卫延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则是在小学三年级时都读过了。《苦菜花》《迎春花》等也是在七八岁时读的，看得废寝忘食，误了放牛割草便要挨骂。后来“文革”开始，更无书可读，于是连中医的书也拿来乱翻乱背，好些汤头歌诀和药性赋至今出口能诵。”二哥管莫欣说：“为了换取别人的书看，莫言就去给别人家推磨，有时候整整推一天的磨才能换来一本书。一天下来，莫言脸色煞青，但只要能捧着书回来，他都是满脸春风。”即使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他把新华字典当作一本书来读，把大哥用过的课本翻来覆去地研读。家人的不认可与沟通的困难，他只有从对知识的获取中获得精神的愉悦，获得最大的心理满足，暂时缓解了内心的焦虑和压抑。暂时摆脱现实对自我的束缚和限制，寻求超越肉体自我的有限性而在精神层面获得自我超越。正是这种孜孜以求的学习精神，和对知识的强烈向往，才让小学毕业的莫言，在部队里担当起了数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等各式各样的教员。管莫欣说：“大家看莫言的作品，看到的是大悲大喜的情节和故事，而我看到的是他的童年、他的成长和不易。”[②]（1976年春天离开家乡参军入伍，这一历史机遇对莫言而言意义非同小可，这是走出农村，改变历史命运的关键一步。这之前虽说在县城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比在村里当农民强，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农民身份，正如莫言自己所言：“改变不了农民身份，你就是下等人。”“棉花加工场显然不是久留之地，回到农村那更是将千里马关进了牛棚。当时上大学不考试，靠贫下中农推荐，虽然从理论上说我也有资格上大学，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每年那几个名额，还不够公社干部子女抢的，根本轮不到我这样的小学五年级学历，家庭出身中农，大嘴开阔，相貌古怪的人。我想了很久，当兵，也许是我跳出农村，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变》）为此，从1973年开始，莫言年年报名应征，年年落选，经过无数曲折，多方求人，在1976年2月，终于拿到了那张梦寐以求可以改变身份和命运的“入伍通知书”。这一关键时刻在莫言的多部作品中被提及，《黑沙滩》、《丑兵》、《变》都提到改变历史命运的1976年。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同凡响的历史意义，更是莫言告别平淡贫穷困顿的生活，跳出连烂地瓜干都填不饱肚子、穷得穿不上裤子的农村，有一种“飞出烂泥塘”，要当金凤凰的自豪和幸福，这种幸福在当时非常简单，非常容易满足：“你能体会到一个常年以发霉的红薯干果腹的青年农民第一次捧起发得暄腾腾的白面馒头，端起热气腾腾的大白菜炖猪肉时的心情吗？”（《黑沙滩》）。因为当时当兵对农村人来说就如考状元一样，尤其是对中农出身的莫言来说意义更不一般。如果说，当兵的初衷是为了填饱肚子，那么在部队真正满足了口腹之欲之后，莫言首先要考虑的是，要想完全摆脱农村的束缚，在部队扎下根，必须提干，他要紧紧抓住这种机会不放松，为此，在部队中即使是自己在当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也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学到、学会，并付诸实践。报考解放军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电子计算机终端维修专业，就体现了莫言希望改变历史命运的强烈愿望。小学还没毕业的莫言，语文和政治通过努力还能马马虎虎说得过去的话，那么，连四则运算、分数加减都不会，却需要学习自己从没有接触过、一窍不通的数理化科目。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给战士和学员讲授三角函数，讲授哲学、政治经济学，这一切都表明莫言希望抓住种种来之不易的机会，以体现自己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以期得到周围人，特别是上级的认可。这种以知识来丰富自己、武装自己，实际上还是自幼在家庭中确立的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观念，摆脱早就明定好的农民身份和角色定位。尤其是1976年高考恢复，对莫言而言，靠普通高考改变身份和命运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报考军校、当兵提干才是唯一的通道。当这次考试名额被取消之后，大学梦破灭了，1978年，莫言开始了他的另一个梦想——文学创作，1981年《春夜雨霏霏》的发表，标志着莫言的文学梦想之门打开了。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种种努力，终于在1982年夏被破格提拔为军官，修成正果，其间的艰辛和努力，只有莫言心里最清楚。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在圆了文学梦想之后，又圆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梦，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

解放军艺术学院系统的文学教育、浩瀚的外国文学滋养和严格的创作训练，让勤奋好学的莫言获益匪浅，自此从心底彻底颠覆了陈旧落后的文学创作观念，走上了变革创新的文学创作之路。

　　三

人的存在毕竟是感性与理性、灵与肉的统一。作为感性的肉体的存在，其存在和价值都是有限的，也只能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而作为精神的存在，注定他要摆脱现实对自身的束缚与限制，追求超越自我的有限性而在精神层面追求价值的永恒。所以说人作为有自我意识的理性存在，不仅要在人伦道德关系及实践活动中反思自我实现的方式，而且还要把自我本身当作一个精神性的存在而加以反思，以寻求精神出路或灵魂的安顿之所。即使如莫言毫不避讳地说：“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赵改：《莫言印象》，载《北京文学》，1986年第8期）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决定了莫言对文学创作在满足了口腹之欲之后也自然而然地会有一种境界追求。正如有人对中国儒家哲学所概括的：“我以‘超越形上学’一辞来形容典型的中国本体论，其立论特色有二：一方面深植根基于现实界；另一方面又腾冲超拔，趋于崇高理想的胜境而点化现实。”[③]正是这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知识的积累和对知识的不懈追求，才促使他不断探求未知的领域和未知的世界，即使在文学领域已经小有名气，也不就此止步，而是不断开拓进取，改变自己的处境，不断地超越自我，寻求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实现自我理想，以至于最终登上了登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也正是通过小说创作莫言逐渐摆脱了童年记忆的沉重纠缠，实现了主体精神上的自我超越。曾说：“我近年来的创作，不管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我个人认为，统领这些作品的思想核心，是我对童年生活的记忆，是一曲本质是忧悒的，埋葬童年的挽歌。我用这些作品，为我的童年，修建了一座灰色的坟墓。”（金汉：《再现与表现的结合》，载《昆仑》，1987年第1期）因此可以说，莫言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是一种宣泄自身痛苦、重新思考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创伤性叙事。因为“创伤叙事是人在遭遇现实困厄和精神磨难后的真诚的心灵告白。也只有通过真诚的心灵告白，心灵的创伤才能得到医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伤叙事是对创伤的抚慰和治疗，因为‘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④]另一方面，也是童年不幸的莫言寻求安身立命之所，满足自我情感需求，实现内在精神超越的一种价值体现。因此他的创作历程是一个不断学习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在自我独特人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超越自我，建构自我艺术世界的过程。随着创作境界的不断提升，莫言已经不满足于抚摸舔舐童年时期的创伤，开始以更宏大的视野，更高的精神境界，更精的创作水准，建构自己的作品世界，以期达到世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