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生命、寻找——八十年代文学中黄河的父亲书写

[摘 要] 80年代的文学，表现出了生命的尊严，已经“恢复对人生价值的形而上追求”，而且“体现出向自然原始寻求生存意义的价值走向。80年代文学遵从这一启蒙观念，塑造了一批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阳刚人物形象，他们与河流紧密相关，并且逐渐衍生出对生命父亲的寻找，河流以其神秘的力量影响着这些孤独的、富于个性的个体，他们是生命的抗争者，也是河流的护卫者，他们“既表达了作家对文明沉淀的疏离，又肯定了人的自我本质力量”。

 [关键词]80年代文学；黄河；父亲；生命力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课题（项目编号：13LZUJBWYJ009）

一

“五四”启蒙时代，在“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人的自我意识、生命意识普遍觉醒，后随着革命、阶级斗争的开始，作家们的关注重心开始由个性解放向社会政治和民族解放转变，主流文学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由原来表现生命、文化意识向表现民族意识、阶级斗争的转变，虽然在文学的长河中也有如废名、沈从文这样的关注生命的作家，但毕竟只是星星之火，够不燎原之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新时期文学开始。

新时期文学高扬“人道主义”旗帜，文学作品中突出表现了对人性、生命意识的热切关注，而且许多作家在作品中也融入了自身的生命和人生体验，开始了对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存状态形而上的探讨。新时期文学之所以要重新确立的“人”的主体地位和生命意识，“是因为长期被‘左倾’思潮和政治压抑的人性、人情、人伦得到解放和重新确立生命主体的地位、欲望和价值，并且，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商业化和物质化给个体生命带来的扭曲和变形，使得富有人文精神的艺术家深刻地感受到人的生命变得更加软弱、虚浮、丧失血性”，[1]它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意识是不同的。所以，在二十世纪后期的“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对生命力的呼唤成了作家重要的创作冲动和精神源泉”[2]，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由此出现了一股崇尚男子汉阳刚之气的文学思潮。

 “阳刚之气”是力量和勇气的代名词，是以原始生命力冲动为核心的人类占有、征服等欲望本能。“阳刚之气的初始，来自于人类初创时代抗拒外部严酷的自然环境求生存的要求。因此这种阳刚举止是人类两性的共有特征。它远比阴柔气质的历史久远得多。……在氏族社会末期，氏族的自身安全，氏族成员食物的获得几乎都依赖男性的雄健体力。这种有明确指向的体力支出，使得男性的勇猛彪悍精神得到了弘扬，产生了各民族现在还时时向往的‘英雄时代’。”[3]所以，在原始时代，人类崇拜的是力与勇，那时人类还没有经历文明的洗礼，在与自然界争生存的时代，强壮和勇猛远比理性和智慧要来得重要。

生活在80年代的人周围被现代文明所包围，长于用脑的现代人富于理性和智慧，而缺少阳刚之气，从而会引起对刚性原始生命强力的向往。“一方面女性在失望中寻找具有阳刚之气的“真正男子汉”，另一方面，男性也滋生无法确认自身特征的危机感。于是，他们共同呼唤在现代文明中普遍失落的男性雄浑粗犷的务度与气概。在这个意义上，刚性原始主义也可以说是男性原始主义，即恢复古代以至原始的男子社会角色所赋予的气质特征”。[4]从根本上说，对原始生命力、阳刚之气寻求的思潮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文明背景下兴起，是具有叛逆意味的原始主义冲动。

但此时就会存在一个悖论，在现代文明社会，一个没有知识、不受约束，只凭借生命的本能征服欲和蛮力进行交际的人，无疑会被视为是无知、粗暴、鲁莽的表现，甚至还会和社会道德、法律相冲突，也就是说，在文明社会，野性阳刚之气未必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反而有时会被文明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不能容忍。充满野性生命力量的阳刚之气在远离社会人事，纯粹表现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时，会被已经理性化的现代人为寻求互补和心理平衡时有所接受，所以，在表现野性生命力量的阳刚之气的小说中，主人公都会返归自然，以自然界壮观的景物，通常是广阔的海、河为背景，呈现出一个具有生命强力、独立意志、自我完善的“人”的建构。这个以河流为背景呈现出来的男人，如果不是“神”，至少也算是“半神”。“大写的‘人’将自己的触须伸展到无限深广的空间，试图从外部世界、传统和自身来获得证明。从外部世界来看，‘人’深入自然并与自然共舞，文学中出现一股‘大自然崇拜’的浪潮，这是一个‘人化了的自然’”，[5]一般来说，“社会生活工业化的程度每提高一次，总要带来文学上一次回归自然的倾向”[6]，8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河流代表着燃烧的激情、永恒的生命力量，与其制造的大写的“人”的神话一起完成对生命的证明，服务于生命叙事。所以，河流作为宏伟的自然景观的描写，这些自然景观最后映衬出的是“人”的巨大的身影，从从维熙《雪落黄河静无声》（1983年）中对民族无比忠贞的范汉儒到张贤亮的《河的子孙》（1983年）里的无为英雄魏天贵再到张承志《北方的河》（1984年）里用脚丈量大地的男人，勾勒出一个个体意志高扬的“人”的轮廓。

                                二

《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范汉儒，在每次批斗大会上，他可以忍受任何强加于他身上的罪名，但唯独不能说他有越境的行为，他始终坚信自己对民族、祖国的热爱。在他心里，黄河如同祖国，他是伟大黄河的子孙。当他有机会返城的时候，他反而留在了滨河小镇，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为爱人；一个是他喜欢黄河。在他看来，“无论是男人、女人都有贞操，一个炎黄儿女最大的贞操，莫过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7]所以，当他知道自己深爱的人当年是因为偷渡而犯罪时，他选择了放弃。范汉儒已经把对黄河的情感提升到忠贞的高度，黄河被阐释为那个时代人性复归所需要的坚韧的力量和不屈的民族精神。

当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情和理与特定的某自然形态相融合，就会使自然形态浸染特定的象征意义，从维熙对黄河的书写是这样，张承志《北方的河》也以塑造“父亲的河”的意象见长。“父亲的河”，它们都是男性阳刚气质在自然界河流中的对象化，原始的海，古老的河，都是未被文明标上印迹的自然，是原始生命力量的象征性投射。“他”是一个正准备考取研究生的青年，将要走进都市，而此时的他返回自然去寻找粗犷的原始生命力，这种行为本身就凝聚着特定的时代象征和现实意味。

《北方的河》的题记里写道：“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集训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是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种观点看来，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8]这个时期，张承志是乐观、充满激情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应运而生。这样的生命激情只有北方那雄浑的、浸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民族魂的四条河流——黄河、额尔齐斯河、黑龙江、永定河、湟水，才能与“他”这个“超镜象化”的自我形象相匹配。作品中对这个形象的描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她看见一幅动人的画面：一条落满红霞的喧嚣大河正汹涌着棱角鲜明的大浪。在构图的中央，一个半裸着的宽肩膀男人正张开双臂朝着茫茫的巨川奔去。”[9]在纵身扑向黄河的那一瞬间，自幼缺少父爱的“他”拥有了“黄河父亲的庇护和宽容”[10] “河水拍溅着他的脚，他觉得含沙的夏季河水又粗糙又温暖”[11]，他感到黄河“真是父亲，他在粗糙又温暖地安慰着我呢”[12]。在情感层面上，“他”与北方的河流已经是“无法分解的胶着状态。自然有了品质、意志、精神和灵魂，在它深邃有胸膛里，搏动着一个巨大的、永不衰竭的、令人感动又令人惧惮的生命。”[13]在象征层面上，北方的河流象征着父亲，是“他”精神上的父亲，强调的是父亲的精神符号意义，是一种对生命力、阳刚之气的崇拜。黄河给予“他”是实现理想的信心和勇气；额尔齐斯河用它的爱与自由教给“他”对爱情要坦诚与宽容，对生活要有热情与激情；静谧的湟水犹如父亲般的沉着而冷静，让“他”在历史之中寻找到祖先的血脉；坚韧的永定河虽然被“他”质疑，但同样让“他”领悟到要实现理想必需要有毅力和韧性；最后的黑龙江，是“他”梦中的河，是幻想、热情和青春。这些河是对黄河父亲形象的丰富，最后汇聚成一个充满生命力、激情自信而又坚韧顽强、青春常在的父亲的形象。

现实生活中的父亲没有给予“他”的，精神上的父亲——黄河，满足了“他”对父爱的渴望，也指引着他的未来的生活道路，给他信心和力量，使他懂得精神和肉体上的磨练是实现理想，成长成像“父亲”一样的男子汉的必经的过程。“父亲没能替儿子建造可以躲避风雨的屋宇,这并不妨碍子辈对他的尊敬。但是,如果父亲没有为儿子建造起精神上可以栖居的屋宇,儿子就可能要对父亲心怀失望和怨忍了。有一个精神上强大的父亲是一种稀罕的幸福,而一个精神上衰萎不堪的父亲,无疑是人生难以弥补的缺憾”。[14]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一般把黄河叫做母亲，令人联想到的是母亲轻轻抚慰和温暖的怀抱，是母爱的化身，这是因为人类是从母系制时代开始，意识深处本就存在着女性崇拜和从母意识。所以，当他站在黄河边，叫黄河“爸——爸”时，也“马上又觉得无比别扭和难受”[15]。其实，这是一个男子在父爱缺失的失落感中重建男子汉生命阳刚之气的努力，黄河父亲有着粗糙、冷峻的精神气质，“他”从黄河父亲那里汲取的是阳刚力量和征服的勇气。这与母系制逐渐衰落，父系制的男性崇拜和从父意识有关。崇尚生命力量，阳刚之气上升为社会的统治力量，这也意味着男权的绝对优势，“寻找父亲”是一个隐喻，“恢复已遭到挑战的男性优势地位和父系文化价值取向，正是它的象征性内涵。”[16]

张贤亮的《河的子孙》也是黄河父亲的隐喻。魏天贵的成长过程始终没有离开过黄河，他的每一步成长，都是黄河带给了他信心和勇气。魏天贵听着“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的歌长大。后来当过兵、杀过人,被迫背井离乡。解放后，他成为全省红旗大队的支部书记，当家人。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要为祖祖辈辈生活在黄河边的乡亲好好办事。“黄河给了他男子汉的激情”[17]，这种激情经过尤小舟的无意启发，他萌生了毕生要“好好保护乡亲们”的思想，并且使之成为人生信念，“又由韩玉梅的触发而进发为男子汉灼热的爱情”。[19]他的“一切与黄河有关的回忆，全部获得了一种崭新的意义。”[18]作为一个农民干部，魏天贵缺少点尤小舟式的正直,但也没有贺立德的政治投机心理，他并不善于去思考生活的意义、哲理，但面对黄河，总会“被一种深邃的，神奇莫名的力量所吸引，要他去思索，要他去探索生活的奥秘。”[20]于是，他从黄河那里学到了一种不屈服、不认输的生命力，这种品格正是成长为华夏子孙所必须具备的品格。作为河的子孙，魏天贵在十年浩劫中仍然延续黄河父亲的品格和河的精神，不向命运低头，不被困难打倒，始终保存着良知，为着新生活而努力奋斗，“表现出一种坚韧的生命力和无为的英雄气概”。[21]

                                三

80年代的文学，表现出了生命的尊严，已经“恢复对人生价值的形而上追求”[22]，而且“体现出向自然原始寻求生存意义的价值走向。”[23]卢梭曾提出“回到自然”的口号，“人类通过文明的‘他者’——自然，可以反观人性的变异。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的派生，只有回到自然中，回复自然的本性，才能消除异化”[24]。80年代文学遵从这一启蒙观念，塑造了一批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阳刚人物形象，他们与河流紧密相关，并且逐渐衍生出对生命父亲的寻找，河流以其神秘的力量影响着这些孤独的、富于个性的个体，他们是生命的抗争者，也是河流的护卫者，他们“既表达了作家对文明沉淀的疏离，又肯定了人的自我本质力量”[25]。

注释：

[1]张晓平，姜向东：《生命活力的寻找——新时期小说主题研究之一》，《当代文坛》，2004年，第1期。

[2]张晓平，姜向东：《生命活力的寻找——新时期小说主题研究之一》，《当代文坛》，2004年，第1期。

[3]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4～145页。

[4] 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1页。

[5]胡少卿：《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

[6]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

[7]从维熙：《雪落黄河静无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第90页。

[8]张承志：《北方的河》，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1页。

[9]张承志：《北方的河》，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10]张承志：《北方的河》，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11]张承志：《北方的河》，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12]张承志：《北方的河》，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13]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14]张艳玲：《新时期小说中的“寻父”主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15]张承志：《北方的河》，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16]张艳玲：《新时期小说中的“寻父”主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17]季红真：《古老黄河的灵魂——评张贤亮的近作<河的子孙>》，《当代》，1983年，第4期 。

[18]季红真：《古老黄河的灵魂——评张贤亮的近作<河的子孙>》，《当代》，1983年，第4期 。

[19]张贤亮：《河的子孙》，《张贤亮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20]张贤亮：《河的子孙》，《张贤亮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21]张贤亮：《河的子孙》，《张贤亮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22]裴毅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19页。

[23]裴毅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19页。

[24]陈力君：《代言与立言：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第37页。

[25]陈力君：《代言与立言：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