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与不学：毛泽东视野中的西方文化观[①]

[摘要]西方文化既有所长亦有所短。纵观中国共产党92年的文化建设历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建设的不同时期对西方文化“精华”与“糟粕”的理解和认识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深入探究和系统总结毛泽东吸收借鉴和批判抵制西方文化的具体内容、基本立场、态度方针、方法原则和途径目的，对我国当前如何借鉴摒弃西方文化、提高文化国际影响力、早日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具有宝贵的历史经验和重要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 毛泽东；西方文化；中华文化；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技术；民主

To Learn or Not to Learn: Mao Zedong's Vision of Western Culture

Abstract：Western culture has both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Mao Zedong provided a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also a painful lesson in recognizing Western cultural "essence" from "dross", throughout the 92 years of the C.C.P.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Deeper study and systematic summary of specific content, the basic stance and attitude guidelines, methods, principles and approaches aim how Mao Zedong learned and criticized Western culture,may get us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important practical inspiration to study and critique of current Western culture,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Mao Zedong; Western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Foreign Things Serve China; Marxism in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Democracy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自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1]的战略任务以来，如何大胆学习西方国家创造的于我有益的优秀文明成果和有效摒弃西方国家对我有害的落后腐朽的东西，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不同时期，毛泽东对如何学习、摒弃西方文化“精华”与“糟粕”[②]的理解和认识，为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

一、毛泽东对西方文化的辩证认识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2]在毛泽东看来，西方文化主要指“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德和荷兰等等”[3]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有时特指观念文化。纵观毛泽东一生，他始终强调：我们既要大胆借鉴西方文化的“精华”，也要坚决摒弃西方文化的“糟粕”，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去认识、学习和改造西方文化。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对“要不要”和“怎么样”学习西方文化的具体回答并非始终如一，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提高又曲折、反复、甚至倒退的复杂过程。

1.长沙求学到五四运动时期：对西方文化“进步性”与“落后性”的初步认识阶段

长沙求学期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了详细比较，并依据自己对当时中国落后社会现实的深入考察，清醒认识到：与中国封建文化相比，西方文化确有其进步性，主张：“近顷略读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结，遍地皆污。”[4]随后，深受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和杨昌济等人文化观影响的毛泽东进一步认为：西方文化虽“比我们要高”，但也有其落后性。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怀中先生(即杨昌济)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5]表达出中西方文化皆有弊端的想法。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通过广泛接触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文化思潮，初步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将中国文化战线分为“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两个阶段。前者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前有进步性，到“五四”后则比其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后者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它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展开了英勇进攻，具有历史进步性。[6]##end##

2.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对西方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全面阐释阶段

这一时期，毛泽东极力主张：世界上每个民族创造的文化既有所长亦有所短。盲目排斥和一味照搬西方文化都是不对的，而应“分析批评”。先“分析”，“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再“批评”，“批评自己也要批评别人”[7]，有原则的加以区别。关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他明确指出：“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前者已经打垮了，后者还有它的生命力，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8]1944年7月14日，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他再次强调：“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9]并通过抗战的革命实践，得出了“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10]重要结论。新中国成立后，他虚心指出：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西方落后的国家，因此，“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东西，我们都要学。”[11]虽然有些西方国家和我国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12]

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西方文化“精华”与“糟粕”的错误认识阶段

“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3]从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伴随着“左”倾意识和“头脑发热”的严重化，毛泽东开始打破对西方文化的崇拜，逐渐出现了排斥、拒绝甚至反对学习西方文化的做法。他多次指出：“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说西方是进步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是落后的。自然，它们有一点东西，无非是几斤钢铁和几个原子弹；其实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它们。”[14]中苏关系交恶后，他甚至拒绝学习苏联，以至于关起门来搞建设，最终酿成了“文革”的十年悲剧，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常发展。正如邓小平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所言:“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严厉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15]这就从一个反面告诫我们：世界是开放的，中国必须以一种开放的胸怀和广阔的视野来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而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

纵观毛泽东向西方文化“学与不学”的历程，可以看出，当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落后的封建性的一面、而西方文化有其进步的民主性的一面时，他以为只要学习西方进步文化，就能改造中国落后的封建文化。在学习的进程中，他又认识到，西方文化亦有所短，谁又能同时改造中西方文化的弊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启了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中西方文化、进而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认识历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伴随着国际局势的日益恶化和国内掀起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西方国家对我国搞和平演变的“反修防修”运动，他误认为学习西方文化只会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变质变色，造成了拒绝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恶果。

二、毛泽东吸收借鉴和批判抵制西方文化的具体内容

20世纪上半叶，国际局势跌宕起伏、变化异常，严重影响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进程，毛泽东及时根据国内外革命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根本任务的转变，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和新中国学习、摒弃西方文化的详细内容。

（一）吸收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

毛泽东主张：文化是为特定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文化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而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本身没有阶级性。因此，任何国家民族都要善于学习别的国家民族创造的为我有益的先进的科学技术。

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分析八路军和中国军队的基本缺点时明确认识到：“首先是技术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如某些友军。”[16]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他对比西方文化说：“现在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不占优势，所以中国的文化也是很弱的。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文化提高了生产技术。”[17]不断强调学习西方科技的重要性。

新中国诞生后，面对着我国连飞机、坦克、汽车、大炮、精密机器等许多东西都不能造的客观事实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全面封锁，毛泽东感叹地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18]资本家有技术和管理能力，“我们过去当学生，现在还在当学生，如尖端科学，苏联、美国、英国有，我们没有，这就要向它们学习。”[19]1956年他在艺术工作上强调的“百花齐放”和在学术工作中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掀起了我国向西方科技学习的短暂春天。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清醒认识到：经济建设是新问题，千万不能“粗心大意”、“调皮”和“充好汉”，搞“关门主义”。我们对待资本家和民主党派虽然有一些经验，但是，“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20]1959年6月11日，同秘鲁议员团谈话时，他感慨地说：“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0.04%，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0.37%，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21]1960年3月18日，他在会见尼泊尔首相时指出：东方国家既要破除对西方的迷信，又要学习他们的文化科学。两者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他们的设备等。”[22]随后几年，我国先后与日本、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等签订了80多项引进先进技术的合同，并迅速与欧洲许多西方国家发展贸易关系，不断打开了通向欧洲与日本的科技通道。1972年，伴随着中美建交和我国重获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成功，新中国终于打破了与欧美发达国家20多年的坚冰，为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开辟了广阔领域。

（二）吸收借鉴西方进步的“民主制度”和批判抵制西方腐朽的思想作风

毛泽东认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民主。“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范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23]

抗战时期，民族矛盾空前上升，如何在敌强我弱的状况下取胜，是毛泽东关注和思考的首要问题。为此，他总是不忘与美国、英国和瑞士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作比较，反复指出：“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24]明确提出了目前中国革命任务需要做的三件事：“（一）驱除日本帝国主义；（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主制度，使人民获得一切现代自由，以真正自由的普选方式选举中央及地方政府，这些在我们管辖的区域内都已经实现了；（三）解决土地问题，使具有某种进步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25]并以陕甘宁边区为全国的榜样，认为边区的发展、巩固依赖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务和国际关系等方面都统一的民主，而“文化民主”表现在教育、学术思想、报纸和艺术等各个方面。主张我国应以民主的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率先在边区效仿西方国家实行了全民普选、各级人民的代议机关、参加宪政运动和建立了初步的民主制度。他还专门以西班牙为例，明确指出国内国际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实现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所谓“自由民主的中国”是指：“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是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合作。”[26]向全国发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27]掀起了中共中央向西方民主制度学习的热潮。

但可惜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虽极力倡导在陕甘宁边区甚至全国建立西方的民主制度，更多的是把民主当作获得抗战胜利的政治工具，而非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制度文化。这一点从他在1943年6月6日《给彭德怀的信》可明显看出。在这封信中，他对彭德怀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做了详细分析，严厉批评彭德怀的多处错误。比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和“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28]等。重庆谈判后，他虽自豪地对民主爱国人士黄炎培说：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乎焉”的历史周期率的法宝，却逐步开始摒弃西方的民主制度，忽略了对其合理因素的借鉴。1948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将建立民主集中制的政权制度，“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29]随后，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30]

新中国成立后，他认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优于西方的三权鼎立制和议会制，反复强调：“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31]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认为无产阶级联合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不断开始批判西方的制度文化。

这足以看出，建国后17年毛泽东对西方制度文化的学习与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实践相比具有巨大差别。17年来，他强调并重视学习西方文化的内容更多集中于科技和管理经验等物质文化层面，而对西方制度和观念文化层面的学习，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不及中国革命时期，这也为“文革”期间我国越来越偏离民主的轨道埋下了隐患。今天，我国已经在毛泽东吸收借鉴西方制度文化的成败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五不搞”主张，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和不搞私有化，为新时期中国有效抵制西方分化、西化我国的政治图谋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

（三）吸收借鉴西方的新鲜用语、实际精神、艺术的发展规律和摒弃西方艺术的民族形式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写照，与文化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延安时期，毛泽东结合中国原有词汇不够用、现用很多词汇是吸收外国的历史现象，明确指出我国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32]的迫切任务。

文化孕育精神，毛泽东既强调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也多次指出：“斯达林告诉我们，要学习美国人的实际精神，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把二者结合起来。” [33]不断汲取西方国家的宝贵精神。

艺术是民族文化底蕴的反映物，民族文化又总是为艺术所反映。随着时代的发展，两者交互影响、相互促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尤为重视学习借鉴西方优秀的艺术成果。1955年10月5日，他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说，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现在就可以做啦！日本歌舞伎剧团来了，它的演出很好……在艺术上对我们也有帮助。我们可以相互的取长补短，相互帮助。”[34]1956年8月24日，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形象指出：中西方语言、绘画、音乐、作曲、唱歌、舞蹈、医学和小说等就像一棵树上的叶子，看上去大体相同，仔细一看却各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35]我国既要遵循艺术的基本原理，也要注意其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突出其特有的民族形式和风格。“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要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36]中国艺术有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37]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歌，千篇一律就不好了”。[38]反复强调在中国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两者要交配起来、有机结合，极大推动了中国艺术的发展创新。但是，“文革”期间他却过多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和个性，生怕变色变质，越来越忽视中西方文化的一般性和共性，严重影响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学习。

综上，从毛泽东向西方文化“学什么”与“不学什么”的具体内容来看，有时很难截然分开，并不像切西瓜，一半是“精华”，另一半是“糟粕”。而是有些是“精华”、有些是“糟粕”、有些是两者相参、利害杂糅的统一体。出现了“学”与“不学”、在“学”中“不学”、在“不学”中又“学”的复杂过程。他既有对吸收借鉴西方科技等物质文化的全然肯定、也有对批判抵制西方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全然否定，还有对“学与不学”西方艺术的积极扬弃。从其“学什么”与“不学什么”的层次来说，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科学技术、生产经验和管理方法”到“民主、议会制和全民普选”再到“语言、精神和艺术”的逐步深化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逐步走向“科技可以学、制度和思想观念绝对不能学”甚至到“破除学习西方的迷信”的曲折、反复甚至倒退的过程。既留下了大胆学习西方文化的有益经验，也留下了拒绝学习西方文化的沉痛教训，为我国当前正确对待西方文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毛泽东吸收借鉴和批判抵制西方文化的方法体系

西方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是历史的、具体的，在中国革命、建设的不同时期，其内容会发生变化。毛泽东不断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变化发展，总结出一套吸收借鉴和批判抵制西方文化的方法体系。

（一）基本立场：先中后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只能供参考。”[39]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进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必须在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从中国具体实际来接受西方文化。我们既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文化、搞文化虚无主义，以至于失去正确的政治方向，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的缓慢爬行，搞不好还会变色变质，甚至退出历史舞台；也不能一概排斥西方文化、搞文化保守主义，以至于陷于闭关自守和孤立发展，空谈赶超西方国家。

长沙求学期间，毛泽东就曾提出:“为学之道，先博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40]1915年9月6日，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指出：“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41]1920年3月4日，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他详细分析了先国内研究、后国外研究的种种好处和原因。延安时期，他多次结合1840年以来不甘落后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学习西方“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而未能解决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根本原因，明确得出：“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42]我们不仅要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词句，而且要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并将马、恩、列、斯的立场、方法和原理用到中国，进而“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43]认为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一样，有个统一战线问题。这条战线最早是孙中山提出的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内的新三民主义，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两个主义结成了文化的统一战线。但在欧美帝国主义指导下的国民党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却腰斩了新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精神旗帜。新中国成立前，他在详细分析和有力批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中国革命发生的第二个原因的解释时，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44]在我国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全面总结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45]当然，他也多次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46]积累了我国实现西方文化中国化的宝贵经验。

（二）态度方针：谦虚谨慎、分析扬弃

毛泽东认为“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的狂妄态度决不能研究文化问题，对“外国的思想”要持“批判地接受”的态度。[47]西方文化就像我们吃的食物，“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48]建国后，他依然强调：我们“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以求少犯错”。[49]将来我国富了以后，“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50]以不断改进、发扬和创造中国独特的新文化。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51]毛泽东概括地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52]我们既不能认为西方文化完全正确，产生崇美、亲美情绪，全盘照搬照抄西方文化，失去民族自豪感；也不能认为西方文化完全错误，产生恐美情绪，一概排斥西方文化，失去民族自信心。

（三）方法原则：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53] “古今中外法”是毛泽东借鉴学习西方文化的主要方法。“古今”是指文化由古代、近代到现代的发展历程，“中外”是指中国和外国。后来这一方法又演变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很好地解决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的辩证关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世界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54]延安整风后，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中央编译局，将军委编译局并入其中。既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同时也翻译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古典书籍，以学习西方古代和近代的优秀文化。1953年2月7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毛泽东通过回顾近代中国自1840年到1911年不断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等一个又一个西学高潮，对比建国初中共向苏联学习的规模和速度，感叹地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55]1956年他再次强调：“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56]遗憾地是，伴随着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在某种程度上我国还是闭关自守，尤其是“文革”期间，我们自己也开始封闭自己，把西方文化谴责为“洋奴哲学”、向西方学习看做“崇洋媚外”而加以批判，逐步丢掉了这一方法。

（四）途径目的：把握规律、取长补短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其产生、发展、繁荣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存在，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批评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指出其中的“学”是事物的基本原理，而原理是不分中西的。我们既要善于学习西方文化的科学原理，以更好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也要深知吸收借鉴西方文化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要改造中国文化弊端、创造出走向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专门就如何学习中外文化做了全面分析。在社会科学方面，资产阶级比较盲目，“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57]因此，除了继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的对的那些方面以外，“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自然科学方面，资产阶级则有很多好的预见，“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搬，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58]并反复强调：接受西方文化的长处，最终目的是为了“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59]

总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总结出的这套方法体系，说到底，是他善于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来解决和处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辩证关系的结果。当然，这其间既有向科技等物质文化学习的成功经验，也有对制度和观念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错误认识和惨痛教训，对我们今天如何深入分析和系统概括中西方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是共性规律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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