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914年日德战争的必然性

[摘要]：1914年爆发于远东的日德战争，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更是日德两帝国主义国家间在东亚地区不可调和之矛盾的必然结果。日德两帝国主义经济体都开始渐次进入垄断经济时代。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的膨胀奠定了1914年日德战争的基础。而两国长年分裂中形成的尚武自大精神极其相关的文化类型也决定了这种矛盾必然只能通过武力解决。而19世纪末始的外交革命决定了两国的东亚矛盾无法通过外交解决。最终酿成1914年不可避免的战争。

[关键词]：经济；文化；外交。

1914年8月15日，日本籍“日英同盟”通牒德国：“（一）立即撤退日本及中国海上之一切德国军舰，不能撤退者立即解除武器，（二）在9月25日以前，将全部胶州租借地，无偿无条件交付于日本帝国官宪，以备将来交还中国。”[1]为德拒绝，8月23日，日本正式对德宣战。10月29日，德军防线崩溃。11月7日，胶督华尔德签定了降约。前论于此著述颇丰却多以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一部，并强调日本军国野心所起。但日军多次拒绝协约国邀其遣军欧洲的要求。可见日德战争具有自身特殊性，确有日军侵略野心，然而当时德国总兵力只6000和总吨位才4.5万吨的17艘军舰。而日军则有2.9万人，另有1000名英军联队。德国人严谨，若不受内外文化影响。战事又何可爆发且僵持近两月有余。故而笔者认为日德战争虽有一定外因催化，但却有德日两国深刻的经济、文化和外交原因。其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一、    经济是日本开战的核心目的

（一） 日本官僚财阀势力的膨胀

日本财阀官僚背景鲜明，并且迅速膨胀成垄断资本。明治初，皇室仅有土地约600町步。1890年增至365万余町步；明治天皇从孝明天皇那里只继承了十余万日元的遗产，到1884年增加为192余万日元。同年，政府将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的政府股份，以及日本邮船公司的股份转入皇室，至1887年时，皇室已拥有788余万元日元的财产。1889年，皇室已拥有1000万日元的财产。天皇名副其实地成为日本最大的地主和财阀。1884年7月制定“华族令”和五爵之制。伊藤博文曾明确指出，要以华族（贵族）作为“国家屏藩”。1886年颁布华族世袭财产法。禁止华族财产出卖、转让、典当。华族所拥有的土地、公债、股票等，凡经宫内省批准为世袭财产的，国家法律加以保护。由此衍生的财阀集团控制了日本经济的命脉，如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的银行势力膨胀。其中，三井财阀形成为现代金融资本的康采恩。1909年，三井以5000万日元资本成立“三井合名” 公司，将“三井物产”、“三井银行”等企业统一起来，形成一大垄断财团。自然垄断经济的损益也深刻影响着日本军政的决策。

（二） 日俄战争后的经济危机

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18世纪80年代后半期，又始产业革命。进入垄断经济时代。但仍属后进国家，资本积累尚不充分。故除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大，也急于通过对外掠夺资本。具有官僚背景的财阀势力亦籍此开始大肆膨胀。而经济危机更使其成为日本扩张的主要诱因。1890年日本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而投入巨资甚至不惜向英国贷款进行的日俄战争却未如愿获赔款，日本顿时陷入巨大的经济危机，当时日本的外债超过20亿日元。在日俄战争前后兴办企业的热潮中出现的大批中小企业，经过1907-1909年的经济危机，大多数破产了。财阀集团虽然利用危机在各部门中尤其是在工商金融业中实行兼并。但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亟需谋求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如三菱、住友两大财阀，成立强大的垄断组织后，同国家资本进一步结合。他们都不满于日俄战后日本国内不利的经济局面，强烈要求扩大海外利益。##end##

（三） 财阀同殖民地经济联系

1.      日本人地矛盾尖锐

麦金德指出：“海洋国家为扩大贸易，移植人口，于是拼命地向大陆国家扩张。”[1]在工业革命前日本地理外则不利贸易，内则地狭产薄。地有限而人无限，纵是武士等统治阶级生活也很拮据。而近代以来在“进口如果长期中断，或者外国抵制日本为偿付进口的出口，日本就会沦为与也门不相上下的地位。”[2]的压力下,日本人更加缺乏安全感。 1890年，山县有朋在“施政演说”中宣称“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人口过多”，须“夺取殖民地”。近代的日清、日俄战争无不涉及割地。具体到青岛，德占时，军民不过五、六千人，日占后，从1915年1月至1915年9月，日人涌进青岛者就达一万人之多，比德占时总人数还多一倍。可见日本对人地矛盾的巨大担忧是战争的根本经济原因。

2.      日本对远东经济扩张

随着帝国主义经济的深化，财阀越来越将自身的发展建立在对殖民地尤其是远东地区的剥削上。首先是掠夺，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割地外，勒索白银2亿两及3000万两“赎辽费”，约折合3.6亿日元。1905年9月日俄《朴次茅斯条约》：俄将旅大租借地及该租借地内的一切权益、公产等都转让给日本，将长春至旅顺的铁路（后称南满铁踣）连同支线、权利、煤矿等都无偿地转让日本。其次是资本输出。在日俄战后1905年下半年到1907年掀起对殖民地投资热潮中。新建扩建企业投资额达到67477万日元。1906年棉布出口组合成立以后，其在华市场占有率从1-5%发展到40一70%。汉阳制铁所、大冶铁矿，萍乡煤田的汉冶萍公司等工矿企业也是资本输出的重要渠道，1908年至1913年期间，正金银行向其贷款3千万日元以上。1913年，对华进出口总额中，日本为23．0%，已逼近占第一位的英国，占全体的1/4。其三是垄断性，同时日本极力排斥外国资本对中国尤其是东北的渗透。“日本逐排他性之俄国于满洲之外，以此立功扬名，今却立即取而代之，实行俄国之主义。”

3.      日德在远东经贸竞争激化

日德在远东地区经贸上有勾结，如从1908年左右起，“满洲”大豆开始通过三井物产和俄国商社成为德国油脂工业的原料。然而日德的竞争却是主流。1913年资本输出方面，日本约为2亿2千万美元(13.6%)，超过约1亿7千万美元(10.7%)的法国和约为5千万美元(3.1%)的美国。约2亿7千万美元(16.4%)的德国无疑是其下一个要超越的对手。町田忠治在《东洋经济新报》上称“成为东洋唯一的立宪强国”的日本应“将西欧诸国欲要夺取的东洋贸易控制于我手，将来不定何时，将能够把握住东洋的商权”。日德在远东的经济斗争集中体现在山东地区，尤以青岛为烈。德国向山东课以地税、营业登记税、船税、车税，中国酒类专卖税、鸦片税、盐税、卫生费等重税。“对外贸易、商工业也是在德国的掌握之中，德华银行的势力执本市金融界的牛耳。”而日本输入青岛的商货额总值，1901年仅355105两，到1902年，仅一年就达1214567两，骤然增加2.45倍以上。自1900年至1911年，十多年间日本进入青岛港的货轮增加将近8倍。到1913年时，贸易额已占青岛港总贸易额的37%，仅次于德国。

总之，德国并非日本在争夺中国利益的最大敌人，其对德敌意经济性甚于政治需求。日本财阀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认为侵夺殖民地，排斥德资，才能为经济扩张开辟道路。日德在远东经贸斗争尖锐，最终激化成日本武力掠夺德人财产，接管中德合办的企业。公开声明：“对于山东胶济铁路有管理之必要，因而实行占领。”“占领青岛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港口的正常秩序。”[1]

二、    文化是德国应战的根本动力

（一）大日耳曼主义

1.普鲁士文化

德国“在1871年统一前，四分五裂，邦国林立，各邦国划地为营，互不往来，这种状况给德国社会各领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2]德意志第二帝国文化主要传承于其前身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的制度，是以国家的繁荣和增强国家的实力为目的，并培养出能服务于这一目的国民。”[3]在此“国家主义”的思想下19世纪的德国经济“在二十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4]到1870年，德国占世界工业产值的13.2%，虽然不及英国和美国，但已超过法国10%，进人世界先进国家行列[5]。然而普鲁士“国家主义”却有着“重名主义”的一面。如犯罪的普鲁士军官在知道除死外，无以挽救名誉时，其长官就在他卧室的桌上放两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枪。俾斯麦避难就易地排除奥地利的统一虽损害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却成就了他的威名。可见“重名主义”贯传其举国上下。德皇电告胶州总督说“：对我来说，把胶州交给日本人比把柏林交与俄国人更让我感到丢脸。”“必须战至最后之一人”。即使到10月29日，防线崩溃。德皇从柏林发出急电，也只命令守岛德军撤退而非投降都体现了普鲁士“重名主义”的一面。

2.容克文化

德国是“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列宁指出，德国是个“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国家”。容克贵族是中世纪封建制的产物，其文化内核就是保守色彩强烈的“阶级性”。普鲁士也曾是压迫日本的列强之一。最初普鲁士政府正式任命使节布鲁克于万延元年（1861）7月乘阿尔克那号来日，12月14日在江户赤羽（现港区）的接待所签署日普修好通商条约。来航日本的人员中包括萨克森工商代表团，关税同盟的联邦国。对于后起的日本，容克贵族一向无甚平等之心。容克一直是德国军政官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深远，在远东亦然。日德战前，德国胶州总督华尔德虽处困境仍称日本须死伤4万人才可攻下青岛。其轻蔑之情可见一般。

3.日以德为师

德国的大日耳曼主义之所以在远东横行，还有中日两国争相师事德国的原因。尤以日本为勤。日本在法政教等各方面都以德为师，1871年岩仓访问团访问了欧美。俾斯麦“强权就是公理”就给日本使者深刻的影响。1881年伊藤博文等人访欧也重点考察德国政治，专门求教德国学者鲁·顾奈斯特。伊藤在8月11日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从两著名学者顾奈斯特、斯泰因处，得知了国家组织之概况。”[1]井上毅1872年赴欧调研司法，也倾倒于普鲁士宪法。1875年，井上毅在德国顾问罗埃斯勒的协助下撰写了宪法《大纲领》。“立宪之大事......莫如效法普（鲁士）国。”后来的宪法就是依此草拟的。1893年，明治政府颁布《文官任用令》和《文官考试规则》所体现“法科万能主义”也明显受普鲁士的影响。外交上虽为岛国也秉承了德意志陆权主义展开“大陆政策”，1895年1月创刊的《太阳》就寓意“现在进攻大陆的日本受到亚洲乃至世界的注目，是将来充满荣光的国家，其存在正如同‘太阳’一般”。教育更是直接模仿普鲁士的“国家主义”思想展开。“1885年第一任伊藤内阁.....上台后很快就确定了日本的教育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近似于普鲁士的教育制度。”[2]“德国大学是美、法，日大学争相效仿的榜样。”[3]日本对德国的敬畏也在日德战中有所体现，如允许德侨继续营业，善待德俘。都助长了德国的大国沙文主义。

（二）发达的科教

德国文化还有严谨性的一面，反映在发达的教育。“1870-1914年综合性大学人数从1.4万达到6万，增长率为325%。如果再加上其他高校的学生，则增加了346%，达8万人。大学教授从1864年的1364人增加到1914年的3124人。”1871年德国统一奉行“教育服从政治”的原则，实行双轨制。其中一轨是中学预备班——文科中学——大学；另一轨是初等学校——职业培训或学徒——就业。前者是精英教育；而后者则是国民教育。魏屹东认为，“德国的教育发达期为1776-1906年，与德国科学中心期1820-1940年比较，教育兴隆期超前于科学中心期50年。这为科学和发展准备了优秀人才”[4]。于是出现了19世纪有许多重大的科技发明，在英国和法国开花，却在德国结出了硕果的局面。严谨性使得德军虽明知远东力量不足于抗拒日军，却也在认真备战。为其在日德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8月日德战争爆发,到11月日军才进占胶州湾及南洋密克罗尼西亚（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的新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等。

（三）对华文化输出竞争

近代以来德日都是中国效法的主要对象。因日本：“多培养一名中国青年，即为日本所以进一步扩张势力于大陆之计”。故而清廷开始重视德国。1884年，清政府曾向德皇威廉一世赠送景泰篮窑器。1896年6月，李鸿幸访问德国向高层请教富国强兵之道。20世纪初，德国也加大对华文化输出影响。这个时期中国先进的留德学子如蔡元培，蒋作宾，马君武，邓世昌，刘步蟾，陈才端，陈兆翱，辜鸿铭等引进德国的人文思想。1906年3月24日，五大臣访欧觐见德皇。德皇建议中国要以练兵为先。1910年回国后就提出德国君主立宪可供清廷参考的经验与启发。德系日系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斗争愈加激烈，最为典型的体现就是中日甲午战争中，从军官到装备多是德系清军同日军的冲突。

总之，德国宁可将胶州湾退还中国也不愿交给日本似不甚理性，很大程度上有着深刻的文化因素。以普鲁士国家主义，容克贵族阶级保守性加之日本殷勤学习敬畏。使得德国对日本与自己在远东的竞争甚为不屑。严谨发达的科教让德国虽处弱势却也准备精心，奠定了德国的战争资本。

三、    外交革命的催化。

（一）     19世纪末始的外交革命

德国“大空间经济”奠基人戴茨分析道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的自由世界经济解体，世界形成几大平行的经济区域，“正在形成的有中国日本经济区和大陆欧洲大空间经济区。在中日经济区和欧洲经济区之间，俄罗斯经济区的线条还不是太明显……”[1]以欧洲为中心的旧国际秩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于是列强纷纷改变长久以来坚持的外交政策，19世纪末掀起了一场影响深刻的外交革命，英美放弃一直以来的中立政策，积极干预欧洲政治。俄国放弃其欧洲宪兵的地位，在法、德之间最终选择了法国。德、意统一后外交独立性加强，开始抗拒英、法、俄、奥等国对中欧、亚平宁半岛的干预。尤以对奥地利犹剧，上述两地区历史上一直深受奥地利政治的影响。南北各自统一，西面是传统强国法国，奥地利如仍想保持大国地位其外交重点就只剩下经营东面的巴尔干半岛而已，一战战火既由此引燃。直至1907年8月3 1日《英俄协约》外交革命才告结束。这场外交革命将列强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简化成两个军事集团，故而一战所要解决的已经不仅仅英、德这对核心矛盾，而是要调整包括日德矛盾在内的列强间的各种矛盾。

（二）             日本“东亚门罗主义”

19世纪末的外交革命深刻影响了东亚诸国，尤在日俄战后，巴勒克拉夫称之为“未来的全球时代的最初一瞥。”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说：“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在“脱亚入欧”思想指导下，日本形成大陆政策。幕末思想家如本多科明，林子平、平山行藏和侨本左内等，[2]主张西向占领满洲，朝鲜是日本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明治天皇即位初便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3]1875年日本开始窥探大陆。然而此刻日本尚无力独吞中国“须与英国结托”[4]。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宇都官太郎在《对中国之我见》中坦言：“如能获得整个中国，当然最为上策，然而在列国对峙的今天，此事不能一举实现。”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拟割裂中国，分而治之的具体方案。19世纪末日本外交亦始更张，转奉“东亚门罗主义” 1906年10月，山县有朋向天皇提出了《帝国国防方针案》：“为了将来我国国利、国权之扩张，以向中国图谋进行为有利。”[5]桂太郎首相宣称要“掌握未来东洋霸权”[6] 1902年1月、8月、1911年7月，英日三次签订《同盟条约》，英国承认日本吞并朝鲜的权利。1907年6月，日法达成《日法协定》，约定要“维持两缔约国在亚洲大陆各地之地位与领土权利。”后援法俄同盟，日俄于1907年、1910年、1912年三次缔结协定。将之限在北满。1908年11月30日，日美缔结了《卢特一高平协定》。至此日在外交上与英法俄美诸国协和，德日关于中国的矛盾上升。德国窃据“屯船第一善埠”的胶州湾后。日本便必欲夺之而后快。1913年3月，日旅顺民政署长吉丰次郎来青调查。5月，加藤高明来青游历。日本第二舰队来青寄泊。1914年3月，外务省书记官芳泽谦吉、驻南京日本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关东都督福岛安正，大连民政署长大内丑之助、贵族议员德川庆久，蜂须贺茂，韶曾我等来青调查。可见日本排德蓄谋已久。1914年7月日本：“此际参加协约三国一方，夺取德国在远东的根据地，对我实行对华政策有利。”日使小幡针对德国欲还胶州而威胁中国：“必生出重大危险。”决心以此“确立日本对东洋的权利。”

（三）             德国陆权主义

德国自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对外战略就奉行陆权主义的“大陆政策”。以1873年9月德、俄、奥三皇会晤于柏林，翌年10月22日缔结“三帝同盟”尤为典型。海外仅掠夺尚未被瓜分完毕的非、太地区。如1884年夺得的第一块海外殖民地—一德属西南非洲。同年，德籍“非洲探险家”骗取多哥和喀麦隆地区。1885年夺取东非和南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以及新几内亚的东北部等地区。上述地区贫且难治。1905年至1906年平定非洲土人叛乱就耗资1800万元，而殖民地之进出口货合仅值银币400万元而已。随着1890年俾斯麦辞职。威廉二世和卡普里维首相外交重心便向海权主义发展，终结“王球不落”政策，拒绝俄国续订再保险条约的建议而亲近英国的态度，蒂尔皮茨（van Tirpitz）从1898年到1900年两次提出大力发展海军，制定 “世界政策”计划。国会通过扩充海军法案“要使最强大的海权国家都不敢向它挑战。”海外拓殖开始向全球战略核心地区发起挑战。如1895年10月，中德《天津租界条约》、《汉口租界条约》。1897年，巨野教案爆发，德国“不能满足于一般性质的要求”，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德皇“向中国尽量提高我们的要求，务使其无法履行，因而有理由继续占领”。1898年3月6日，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中国不得治理，均归德国管辖”[1] 1898年1月建国25周年典礼上，德皇威廉二世宣称德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帝国。然而英德存在根本性矛盾使威廉二世海权主义的外交改革最终失败。德国外交重归陆权主义。1904年德国乘俄英因“多格尔沙洲”事件而产生矛盾谋求与俄签署反英条约。1905年7月德皇又乘俄国内乱与沙皇在芬兰湾军舰上商议反英条约。德国又坚决在1905、1911年两次摩洛哥危机中抵制法国的扩展。威廉二世亲访摩洛哥宣称要维护其独立。日本作为协约国盟友也是德国陆权主义打击的目标。

总之，19世纪末的外交革命激化了日德在远东的矛盾，加速了日德战争的爆发。日本趁机转奉“东亚门罗主义”，德国“争夺阳光”的外交改革失败，最终回归陆权主义，战略重心转回英、法。虽无力东顾，却不甘妥协于协约国之一的日本，故而也坚决一战。

四、结论

综上所述，德日在军政上的矛盾虽非20世纪初的主要矛盾。但是双方在经济和文化上恰因类型相似而矛盾尖锐，尤其是在远东地区冲突不可调和。乔治·莫德尔斯基：“商业活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海上战略的部署也使之成为可能。”[2]日本为扩大其在华经济利益急于占据德国所据的胶州湾。“对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的控制是国家力量的至关紧要的因素。”[3] “这就不仅是一项海军战略，更多的是一项追求民族强盛的国家战略。”[4]而德国对日宣战却主要出于文化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前首相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曾想：“日本人在亚洲没有朋友。”其轻视日本可见一斑。日德战争的经济和文化基础都已奠定。随着19世纪初的外交革命展开。加速了双方矛盾激化，使得日德战争不可避免。

参 考 文 献

[1] 转引自朱宁：《下个世纪谁最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49页。

[2] 于洪波著：《德国教育比较研究》，新华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1页。

[3] [日]永井道雄著：《近代化与教育》,工振字,张葆春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第79～80页。

[4]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页．

[5] 余开祥主编：《西欧各国经济》，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页。

[6] 景德祥：《不可拯救的帝国——兼论1871-1918年问德国的科技与政治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0页.

[7]  魏屹东：《德国1500-1969年科学发展计量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2页。

[8]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第157页。

[9] 王铰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38至739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10][美]拉塞尔·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军事史》，彭光谦、张孝林、赵汉生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

[11] A.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power Upon History,1660 ~1783,pp.281一329.

[12] Werner Daitz:Der Weg zur völkischen Wirtschaft: Ausgewählte Reden und Aufsätze von Werner Daitz，Teil II.Deutschlands Wirtschaftsordnung und die europäische Großraumwirtschaft,München, 1938,S．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