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外交思想中的妥协策略探析

摘要：列宁的妥协策略是列宁外交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并贯穿于苏俄的外交实践之中，无论是对于战争的妥协还是经济上的让步，都是列宁外交妥协的生动体现。但是这一妥协又是有着原则和限度的，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同时深入理解这一策略对于我们今天的外交也有着重大意义。

关键词：列宁；外交思想；妥协策略

“妥协”策略在列宁外交思想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它贯穿于列宁领导苏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在巩固政权以及争取更多的机遇发展经济、打开外交局面的一系列活动中，列宁灵活运用这一策略，对苏俄外交的成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列宁外交中妥协策略的运用

（一）摆脱战争泥潭，求得喘息时机

苏俄在建国初期面临的形势是十分危险的，既有来自国外敌对势力的挑战又受到国内不安定因素的影响，更为迫切的一点是苏俄还深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中难以自拔，这对于一个新生的政权来说是极其不利的。苏俄的首要任务就是摆脱战争，求得和平的喘息时机来巩固政权。

因此，与德国单独缔结停战和约这一问题就被提上日程。在与德国进行停战问题的谈判过程中，苏俄一直处于不利和比较被动的地位，德国抓住这一时机对苏俄提出了大量极为苛刻的条件和要求。苏俄应该接受德国的苛刻条件、作出退让和妥协来求得暂时的和平喘息还是与德国抗争到底，决不妥协？针对这一尖锐问题，苏俄党内产生了不同意见，争论十分激烈。

其中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坚决反对签订合约，认为这种妥协对于苏俄是不利的，在原则上是不被允许的，这种带有极强感情色彩的言论在俄共党内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托洛茨基则提出了“不战不和”的战略口号，希望以拖延的方式来与德国对抗；列宁立足苏俄现实，对这两种观点进行驳斥并且作了大量理论工作来阐述在当时情况下作出妥协和让步，同德国单独缔结停战和约的必要性，在撰写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一文中，列宁深刻分析了苏俄当时的危急状况：“第一，大多数士兵疲惫不堪和筋疲力尽，……，战争已无法支持下去，而同时，德国主战政党在政府中占了上风，并在谈判中发出最后通牒，苏俄政府已不可能做任何中间路线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签订和约固然是要付出割地、赔款的代价，但不签订和约则意味着更严重的后果。”[1]( P410)列宁站在全局的角度和客观立场对现实情况做出了科学理性的判断，并表示我们暂时作出妥协和让步是为了保全更大的利益，在当时是必要的。如果一味坚持战争或者拖延下去，最终只会酿成更大的灾难。“我们除签字接受这些条件外没有别的出路。其他任何建议都是有意无意地招致更大的不幸，使苏维埃共和国更加（如果这里可以说程度的话）彻底屈服于德帝国主义，遭受它的奴役……”[2](P391)这段话十分尖锐的指出与德国单独媾和已经成为一个势在必行的抉择。在《和平还是战争》这篇文章中，列宁也作了强调：“如果我们拒绝签订向我们提出的和约，那么‘最严重的失败将迫使俄国缔结更加不利的单独和约’。事实证明情况更坏，……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是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2](P378)

列宁还曾拿德国在拿破仑刺刀下签订的提尔西特和约来说明苏俄当时这一选择的战略意义，“各个战争时代都教导我们，和约在历史上起过不少获得喘息时机和聚集力量来准备新搏斗的作用。提尔西特和约对于德国曾是莫大的耻辱，而同时它又是走向民族大复兴的转折。”[1](P498)苏俄这次的妥协，以空间换取了时间，对于聚集力量来巩固新政权以及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都有着重大意义和长远价值。

经过了长久的思想理论工作，党内最终达成了协议，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苏俄得以摆脱战争泥潭，专心致力于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俄国。不久之后，德国在这次世界大战争失败，这一和约得以废除。

（二）争取发展机遇，扩展对外贸易

苏维埃俄国建立以后最为根本的任务还是发展经济，只有把经济搞上去，增强国家实力，才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生存下去，这是一个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围绕着发展经济的要求，列宁仍然坚持一贯的务实精神，在外交上作出一定的退让，虽然牺牲了小的利益但是换取了更大的好处。

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租让制的实行。所谓的租让制就是国家对一些有利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但暂时苏维埃俄国又无力经营的某些矿山、工厂、森林、油田以至电厂、铁路等，将其按一定条件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的制度。当然这种制度的实行必然是以资本主义国家获得高利润为代价的，租让就是“用加倍的利润收买资本主义”。通过租让希望能够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以及他们的资金等，从而带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建设，提高经济力量，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还说到：“如果我们不把资本吸收到租让企业中来，那就表明我们在经济上没有一点求实精神。”[3](P155)

1920年11月，人民委员会通过并颁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租让法令》，该法令规定了租让制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及要求，明确了租让的秩序，从而可以更好的保护苏维埃俄国的利益。这一制度的施行也为当时很多人所不理解，受到了一定阻力，他们认为对资本主义作的这种让步是对国家的出卖，是不能接受的，列宁对此也有着深刻阐述，“它们是对资本家作的某种经济上的让步，目的是使我们能够尽快地获得必需的机器和机车，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恢复我们的经济”[4](P135)为了恢复经济和未来发展的需要作出一定让步是必要的，而且这一妥协是建立在坚持维护国家根本主权和利益基础上的，是有原则的。该制度从1920年底开始实施，1921一1929年，一共签订了170多个租让合同，其租期一般为20年，承租者主要有英、德、美、日等资本主义大国，租让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森林和矿业方面。租让制的实施对于吸引外资、促进苏俄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的建设都起到了重大效果。##end##

除此之外，苏俄还在国内鼓励发展合营公司以及极力促成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长久的对外贸易关系等，通过种种努力，苏俄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尤其是与英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建立相互的贸易关系，也是重大的突破，对于苏俄摆脱外交孤立局面有着一定的作用。

（三）放缓世界革命步伐，积蓄革命力量

世界革命是列宁的毕生追求，他对此有着狂热的信仰，从未放弃过这一思想主张。世界革命是随着苏维埃以及整个世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十月革命后也经历了一番曲折的历程。从列宁对世界革命由狂热到冷静的这一重大转变，我们也能够看出列宁对此问题也是遵循了他的务实作风和精神，为了更加长远的利益，作出适时地妥协和让步。

一开始列宁对世界革命是寄予厚望的，他说过：“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5](P40)认为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世界革命的爆发。尤其是随着欧洲革命高潮的到来，列宁更加充满自信，并在行动上更加激进，甚至推动世界革命的前进，企图以这种方式取得胜利，“但是我们能够促进革命。……将帮助西欧各国人民发动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革命。”[2](P57)事实证明，列宁对世界革命的这种幻想是不堪一击的，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随着欧洲革命渐渐走向失败，世界革命随即也进入低潮，这样世界革命才转入冷静阶段。列宁指出“如果我们据此断定欧洲在短期内会用扎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来援助我们，那简直是疯了。”[3](P14)他认为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会很快取得成功，我们不应该寄希望于欧洲革命。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列宁开始从客观形势出发，更加冷静地思考世界革命的相关问题。在客观现实面前，列宁又一次作出了妥协，不再醉心于世界革命的爆发，而是大力发展苏俄的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用这种方式来积蓄力量，等待合适的时机再促成世界革命。他坚信“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6](P327)由此可以看出，列宁这种暂时的妥协是为了更加长远的目标和理想，为了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这种考虑和做法无不体现了列宁作为伟大革命家的战略头脑。

二、辩证理解列宁的外交妥协策略

在列宁的思想中，妥协是有条件和原则的，不是毫无分寸的、随便的妥协。他曾经指出：“只有当这种妥协支持工人阶级专政并且成为一种消灭阶级的手段时，它才是可以容许的、正确的和原则上可行的。”[3]（P298）由此可以看出，列宁的妥协思想是以巩固政权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根本准则的。

（一）善于区分不同的妥协

列宁说过：“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7]（P18）这段话就表明了列宁对于不同性质的妥协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要肯定正确的妥协，反对错误的以及叛卖性的妥协。

列宁提出要区分不同性质的妥协也表明了我们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味的陶醉于革命性和习惯性的强攻，应该学会正确的妥协，要根据实际情况与各种力量进行妥协，而且这种妥协不仅不是倒退还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是为了更好的占据有利地位。列宁所主张的妥协是为了更好的巩固政权，是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作出的使苏维埃俄国的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此外，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善于区分不同性质的妥协。在1918年12月的《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列宁说到：“近来报刊上谈得很多的妥协，根本不同于与资产阶级的妥协，后一种妥协是叛变。我们现在说的妥协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妥协。苏维埃政府同德国之间那种已经带来一些结果的妥协，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那种祸国殃民的妥协，有极大的差别。我认为，后者是在妥协的幌子下彻底背叛阶级斗争，背叛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于把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当作自己特定任务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个差别是不言而喻的。”[8]（P340）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又说到：“一个政治家要想有益于革命无产阶级，正是应当善于辨别出那种不能容许的、蕴涵着机会主义和叛卖行为的具体的妥协，并善于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判，猛烈地进行无情的揭露和不调和的斗争。”[7]（P17）列宁多次论述关于要区分不同性质的妥协这一思想，这足以表明列宁在把策略运用于实践中一丝不苟的态度以及处事原则的坚定立场。

（二）妥协是有原则和限度的

列宁除了提出要注意区分不同性质的妥协外，还强调指出妥协这一思想原则的运用是有限度和条件的，并不是毫无限度的一味退让。列宁在《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中说到：“我们要多作一些让步，当然是以无产阶级在保持统治阶级地位的条件下可以作的让步为限。”[9]（P558）也就是说苏俄的让步是有着底线和原则的。

在租让制的实施过程中，许多人提出实行租让制有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列宁对此提出大可不必担心，他说到：“我们说的是租让，同时每一个租让合同都受到一定期限、一定协议的限制，并且有种种经过周密考虑的保证条件，这些保证条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和以后各种会议上我们还要不止一次地和你们共同考虑和讨论，所以这些临时性的合同并不等于出卖。它们和出卖俄国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它们是对资本家作的某种经济上的让步，目的是使我们能够尽快地获得必需的机器和机车，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恢复我们的经济。”[4]（P135）这种让步只是经济上的让步不会威胁到政权的生存。而且“苏维埃政权将监督承租的资本家履行合同，使合同对我们有利，使工农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危险的，而产品的增加却会使工农得到好处。”[3]（P239）可以说租让制的实行是一种明智的妥协艺术，我们只是做出了适当的让步，收获的利益却比此大的多。

此外，在发展苏维埃俄国经济的时候列宁也提出过要对资本家作出让步，其中的一项措施就是恢复他们的领导地位。这也为许多人所不理解，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特性》这篇文章中指出不必有这种担心，他仔细作了回答：“因为第一，苏维埃政权是在设有工人委员或工人委员会的情况下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的，这些工人委员或工人委员会监督领导人的每一步骤，学习他们的领导经验，不仅能够对他们的命令提出申诉，而且还能够通过苏维埃政权机关来撤换他们。第二，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是为了在工作时间内让他们履行职务，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则是由苏维埃政权规定的，并且要由它来修改和取消。”[10](P288)列宁的论述向人们表明，我们对资本家的这种妥协并不是就给了他们无限制的自由，在实际的工作中他们仍然要时时刻刻遵循苏维埃俄国的要求，受到苏俄的领导和监督。

由以上列宁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在妥协策略的运用方面是十分谨慎的，一直遵循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原则，这也是列宁外交思想中对策略灵活运用的体现。

三、列宁外交中妥协策略的当代意义

虽然列宁的外交思想距今已经快一个世纪了，我们当前生活的时代也与列宁那一时期有了很大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政治等全球化环境和列宁时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列宁在处理外交事务中使用的方法、坚持的立场、作出的科学判断以及得出的基本方法等，仍能够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和平与安全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国际局势的整体状况却不容乐观，各种不安定因素日益增加，局部的动荡甚至战争时有发生，经济上也矛盾重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在这种形势下列宁外交中的妥协策略对我们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

我们应该借鉴列宁适时妥协的策略思想，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在坚持不损害国家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作出适当的让步，以争取更大的利益。比如在处理钓鱼岛争端这一问题时，我们就应该从长远作出考虑，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之间的一个重大的领土纠纷，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矛盾，没能得到有效的解决，2013年这一问题又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热议的话题，从各个方面的行为表现及舆论走向来看，许多民众都不满于中国政府的忍让态度，觉得中国应该强硬起来，不能太软弱，“‘韬光养晦’似乎也越来越不被国人看好，‘政府对外应该更强硬’成了百姓和网民更为青睐的看法和倾向。”似乎中国的态度只有强硬起来才能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对此，贾庆国指出，“在对待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务实，这不是一个强硬不强硬的问题。主权问题上是要强硬，在最终解决方案内要尽可能多地获得利益。但也要准备好妥协，如果这个妥协从长远来看对你更有利。而现在我们的对外关系主要不是对立的或敌对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狠话不合时宜，也不符合中国的整体利益。”[11]就像列宁对资本主义国家作出的让步一样，我们也应该本着列宁那种务实的精神理性对待钓鱼岛问题。妥协的策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处理外交事务的时候仍然有着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妥协只要是在坚持国家独立主权、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就是可行的，以暂时的妥协获得长久的和平和发展是更大的利益所在，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