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美颂传统

内容摘要：美颂是中西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美颂在中国主要是对君王的歌颂，而在西方则主要是对上帝的美颂。两者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中西宗教观、哲学观、道德观和政治观的不同，中西美颂观念的差异对中西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美颂、颂神、颂人

基金项目：辽宁省高等学校杰出青年学者成长计划（WJQ2013016）

所谓美颂传统就是作者用诗文歌颂激动自己的神灵、君王、英雄等的文学传统。中西文学史上，我们都能发现大量美颂文学。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就有40篇以颂名篇的诗歌。而秦刻石文、汉大赋、宋代祝颂词等也都是以美颂为主旨的作品。西方文学中美颂作品也同样很多。虽然中西文学史都有大量的美颂文学存在。但细细考察，就会发现中西方美颂观有根本区别。在西方文学中，美颂主要是对彼岸世界的歌颂，即通过对上帝的顶礼膜拜来获得自身的解脱。西方文学的颂歌是由古希腊的Hymnos发展而来。在基督教文化兴起之前，在古希腊罗马神话和文学中，我们就能发现大量歌颂“神祗”或“半神半人”等超自然力量化身的Hymnos。Hymnos最初就是古希腊宗教礼拜的颂神歌，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神祗”等的崇拜心理。而在基督文化兴起后，对上帝无限敬仰和颂美就成为人们精神追求，Hymnus成为歌颂上帝、圣母、圣徒的颂歌，主要用于礼拜仪式。而现代的Hymne，作为古希腊的Hymnos和中世纪基督教的Hymnus的延续，则保留了对神灵、君王、英雄等的呼唤的特征。[1]许多西方文论家对颂歌评价极高。如柏拉图就曾说“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之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他的“理想国”。颂歌无疑是中世纪非常重要的文学形式。在漫长的中世纪文学中，表达美颂观念的圣歌和祈祷词是该时期文学的常态。中世纪之后，无论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启蒙主义时期或近现代，尽管文学不再成为神学的奴婢，但不可否定的是，基督教思想作为一种西方文学的底色，其神学思想对文学影响相当深。西方文学的源头有二：一是希腊、罗马；二是基督教。美颂上帝的观念作为基督教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同样影响了西方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

而在中国文学中，美颂则更多是对现实世界中君王的颂美，以求获得道德人格的完善。《周颂·时迈》是“三百篇中最早的诗篇”，刘勰对此评价很高，认为《时迈》为颂体确定了规范，称之为“《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该颂的内容即为“颂主告神”[2]，该篇虽是武王克商后巡守诸侯国和祭祀山川百神时所作的诗，但其重点却是美颂武王的武功和文德，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3]秦刻石文继承了《诗经》三颂美颂祖先与君王的传统，其内容亦为歌功颂德。汉代文学史上有大量郊庙祭歌，如《安室房中歌》和《郊祀歌》等等，而汉代的代表文学——汉赋中也有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汉大赋的功用就是“润色鸿业“，“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擒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流亚也。”[4]汉代不仅颂体昌盛，还出现了美颂文学理论，如 王充“汉德须颂”与班固“宣汉”思想等。在中国文学史上，美颂君王作品太多，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了。##end##

总之，中西方都有大量美颂文学，虽其主旨都是美颂，但在内容上却有颂人与颂神之大不同。而中西美颂观念不同的原因在于中西文化观念的不同，具体说来就是宗教观、价值观、社会关系观念等的迥异。

一 

中西美颂观的之所以会有根本的不同，首先在于中西宗教观的不同。在人类文明发展初期，即图腾崇拜和神灵崇拜时期，中西方原始先民经历了一个自然崇拜的阶段。当时人们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不了解大自然的种种神秘现象，故而对大自然充满着惊奇和敬畏之情，原始初民们认为万物有灵，即把自然物和自然力视作具有生命、意志和伟大能力的对象而加以崇拜，这是最原始的宗教形式。

由于中西方自然地域条件、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生产力水平等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共同的自然崇拜分别向祖先崇拜和宗教崇拜演变。原始社会末期中国祖先崇拜便日益突出，到了奴隶社会祖先崇拜便占了主导地位了。中国夏、商、西周时代以农耕为主，在生产过程中，如兴修水利等，都需要大量的协调合作人力和高度发展的社会组织，这就导致了导致了人们对家族、氏族和部落的依赖性增强。而夏朝宗族制度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管理方式，使血缘关系发展为更加完备的宗法关系，并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纽带。故不同阶层、阶级的人们，出于共同的血缘，不得已在共同祖先神灵前团结起来。祖先神地位由此大大提高，自然崇拜融入到祖先神的崇拜中。如夏朝开国君主启就在讨伐有扈氏时对将士们宣布：“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5]可见中国祖先崇高地位的确立是非常早的。殷商是我国最早的种族奴隶制王国，是以血族为稳固统治集团的高度专制的社会。殷人称自己的先祖为“帝”，要求后代慎终追远，以获取先祖的保佑。《商颂》即是商王朝的史诗，是商朝的宗社神乐，是献祀殷商之先祖的史诗。我们可从中看到殷人对祖先神的崇拜与美颂。西周祭祖与祭天制度合二为一，明堂制度产生了，“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6]

中国宗教观是以人为出发点和中心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于民，而后至力于神。”[7]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同样也是淡薄的，“世界上宗教最微弱的地方就是中国，最淡于宗教的人是中国人，而此时宗教最式微，此时人最淡于宗教……中国的哲学几以研究人生占他的全部。”[8] 与中国宗教观不同的是，西方的基督教则是以神为出发点和中心的。与中国的典型大陆环境不同，西方文明发祥地——希腊地处地中海、爱琴海、爱奥尼亚海的包围之中，属于典型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不管是早期的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还是后来的希腊文明，都是在岛屿或者半岛上建立起来的。与中国古代社会宗法血缘特征不同，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起,希腊人开始向海外大规模移民，著名学者汤因比曾说：“跨海移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缘关系。一条船只能装一船人，而为了安全的缘故,如果有许多船同时出发到异乡去建立新的家乡，很可能包括不同地方的人———这一点同陆地上的迁移不一样，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的血族男女老幼家居杂务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9]这种大规模的跨海移民的行为无疑加剧了血缘纽带的断裂。正是在这种断裂的基础上，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城邦制度出现了。这种的城邦制度是以地缘性经济政治关系为基础，而在城邦内部的公民之间，血缘关系的意义也大大削弱，经济政治关系开始占据主导的地位。另外，早在公元前2800年前后，克里特已进入金石并用的时代 。铁器在“荷马时代”已经出现，铁器使生产力大为提高，新的生产力水平导致的私有财产的出现，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氏族社会的存在基础。这些都导致西方祖先崇拜不可能有古代中国这样主导地位。西方宗教经历了多神信仰阶段后，逐渐朝一神崇拜发展。由古希伯来教发展来的基督教逐渐盛行，基督教成为真正代表西方人的宗教。在基督教中上帝是宇宙间的唯一真神，他至高无上，全知全能，无时无处不在。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犯下了“原罪”，而被逐出伊甸园。从此人活着就是为自己祖先的过失赎罪。总之，在基督教中，人神是分开的，神是主宰一切，具有绝对超越一切的力量。在上帝面前人是卑微的，上帝既是人生命的给予者，也是人善恶行为的审判者，是人生死祸福的主宰者，是人类苦难的拯救者。人应该向上帝顶礼膜拜。故而，人应该时刻赞美上帝，颂美神。

                                二

基督教在西方之所以大行其道，也与西方哲学思想密不可分。马克思认为基督教“只有在希腊罗马的世界，借助于希腊罗马世界所能达到的思想成果而继续发展，并且与之相融合，才能成为世界宗教。”[10]西方哲学史上从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开始就已经注意到了事物或现象的流变状态，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存在的，一切东西都在变化着。到了公元前4世纪前后，柏拉图就更清晰地认识到，理念世界是第一性的，可感觉的物质世界是第二性的。可感的物质的世界仅仅是理念世界的投影或摹本，理念世界则超越了时间，是终极的最高的善和道，是世界最终的本质物。而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里，柏拉图的“理念”则演变为绝对不动者的“第一因”这一物理实体。亚里士多德还把哲学归结为神学，认为神学的原则是哲学的最高原则。而古希腊文化晚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更进一步发展了柏拉图《斐多篇》的看法，认为人虽然通过感官和知觉过程中认识一般真理，但这种认识只不过是加快灵魂在前世的经历。该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普罗提诺更为明确的提出：不可知和不可说明的“神”是世界一切事物的本源，“神”超越与存在和思维之上。这种“超存在”的“神”充溢而流出万物。人生目的就是回到“神”，把灵魂从躯体中分离出来，与“神”合一。[11]而具有与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相似的亚历山大城的著名哲学家斐洛对古希腊哲学的“逻各斯”思想加以发展，他把“逻各斯”解释为上帝与其智慧的产物，并用“逻各斯”来解释上帝创造和治理世界的过程，逻各斯是世界公民必须遵守和了解的“宪法”和“自然的正确理智”。罗马时代的哲学家西塞罗也认为灵魂是永不消亡，是崇高的，而肉体及肉体的快乐是低贱的。罗马帝国时代的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强调天体神圣说，认为上天控制着人间的命运，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一个绝对力量控制着。新毕达哥拉斯派也认为外在世间是不真实的，人可以依靠某种神秘经验与神感应，脱离肉体，让灵魂飞升于世界之上。诺斯替派也认为物质是邪恶的，而人的灵魂禁锢在肉体之中，只有依靠“逻各斯”才能解脱出来。罗马时代晚期另一个代表人物查士丁则认为古代希腊哲学中“逻各斯”的内容与“上帝”是同一的。在查士丁看来纯粹的“逻各斯”存在于“上帝”身上，世上一切德行都来源于“逻各斯”。总之，对于古希腊罗马人来说，其哲学本身就蕴含着超越性取向的内驱力。从有限的理性走向无限的神启，从哲学走向宗教就成为其哲学运动发展的最终归宿。

中国早期哲学虽然也具有试图超越现象世界的一面，但是这种超越性却不像古希腊罗马哲学那样纯粹。在中国哲学中也有对最高本体（如 “天”、“道” “德”等）的追求，中国哲学中最高本体虽然也和西方哲学中的本体一样起化生万物的功用，但中国哲学更强调本体体现在万物之中，与万事万物不即不离的性质。如作为本体意义的“道”，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如《道德经》就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和。”[12]《道德经》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能化生万物。但是“道”却与万物并不分离，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13]，“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14]道虽化生万物，却不以产生万物为目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15]。作为本体的“道”与万物并不分离，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又如中国古代哲学中作为本体范畴的“天”也是如此， 《说文》曰“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以及《大盂鼎》曰“受天有(佑)大命”，这表明在中国古人观念中，“天”是含有形而上意义的。孔子虽然认为“天”是自然的主宰。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16]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有意淡化与“天”相对应的鬼神系统和彼岸世界，将其关注的重点集中在现世的人际关系上 ，这其实是出于一种维护伦理血缘关系的目的。李泽厚先生曾有见地地指出：“孔子没有把人的情感心理引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是把它消融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使构成宗教三要素的观念、情感和仪式统统环绕和沉浸在这一世俗伦理和日常心理的综合统一体中，而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信仰大厦。”[17]故中国古代哲学往往将对上天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神人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 “天亦人之曾祖父”，[18]“以类合之，天人一也”。[19] 而西方从中世纪起，基督教就成为唯一能够统一和控制人们思想的意识形态，成为西方最大的社会势力，连世俗政权也处于基督教的影响之下。在中世纪，教权高于一切，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在罗马教皇。对国王乃至皇帝的任命，都是由罗马教皇最后作出决定。

而在中国，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宗教文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被边缘化，始终臣服于世俗的政治权利。中国的君权大于神权，君主自命为天子，受天命行使权力，享有至上的权威，宗教只能依附于皇权之上。中国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文化结构，这必然导致对帝王至尊地位的推崇。孔子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0]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是建立在浓厚的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在孔子看来，父母对孩子有养育之恩情，孩子就应该对父母报之以孝。于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就天生不平等，孩子应该无条件服从父亲。而古代中国社会又是家国同构的关系，君王如同天下人的父亲，臣民就像是君王的儿子，天下老百姓就应该象尊敬自己父亲一样效忠和美颂君王。李泽厚先生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正是这种家国同构观念自觉化的发轫者，他说：“孔子在当时的氏族体制，亲属关系崩毁的时代条件下，把这种学院关系和历史传统提取、转化为意识形态上的自觉主张，对这种超出生物种属性质、起着社会结构作用的血缘亲属关系和等级制度作明朗的政治学的解释，使之摆脱特定氏族社会的历史限制，强调它具有普遍和长久的社会性的含义和作用，这具有重要意义。”[21]总之，中西方迥然不同的宗教思想与哲学思想导致了其文学作品的美颂对象的不同。

三

中西道德观和政治观的差异也导致了中西美颂文学的歌颂对象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是以家庭为本位，以“忠”、“孝”为核心的。“忠”、“孝”是古代绝大多数文人认同的伦理标准。“孝”是规范家庭内部关系的伦理道德，主要指子女对父母的道德义务。“孝”的最高原则是“孝顺”、无逆”，即对长辈的绝对服从，甚至要做到“父要子死，子不敢不死”。而“忠”不过是将“孝”观念扩大到国家观念之后对人们的要求。在《尚书·洪范》就有统治者“作民父母”之说。忠孝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事父孝，事君忠，忠孝并无二致。君亲即立，忠孝形焉。奉国奉家，率由之道宁二；事君事父，资敬之途斯一。”[22]《大戴礼记·曾子立孝》说：“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经·广扬名》亦云：“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在古代政治观念中，帝王的定位是“君父”，而臣民的定位是“臣子”、“子民”。 帝王是“天下之父母”。他与老百姓是父子关系。刘泽华先生指出：“春秋以前，在政治体制上家国一体，因此在政治观念上君父一体，孝包含了后来的忠。春秋战国以降，国家体制突破了血缘关系。孝偏重用来规范宗法家庭内部关系，新兴的忠则偏重用来规范政治关系。然而家国一体、君父一体根深蒂固，相应出现孝忠一体化观念。”[23]在这种这种“忠孝”一体的道德观支配下，人们认为自己的“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24]，而“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为人臣者仰生于上者也”[25]既然这样，人们就应该理所当然地美颂君王，绝对地服从君王，即“为子为臣，惟忠惟孝。” [26]美颂君王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甚至已经成为文人的一种思维定式，对文人的写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就写了大量的美颂作品，韩愈自己也极为推许这些文字，他说：“臣於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泰山之封，白玉之谍；铺张对天之闳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之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之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27]由此可见，美颂君王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一个非常重要主题，甚至已经成为文人的一种思维定式，对文人的写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儒家又认为个体道德的完善是整个社会完善的基础。只有每个人都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才能使社会和谐。而圣人是道德修养的顶点。“圣人，人伦之至也。”[28]“圣人者，人之至者也”。 [29]圣人是人们学习的道德的规范和楷模。儒家认为只有人们崇拜圣人、美颂圣人、以圣人为榜样，才能使自己的道德水平不断提高。而在儒家看来，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人既是圣人又是国君，儒家心目中的“圣人”是集道德力量与政治力量于一身的人物。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的终极范式就是内圣外王。圣人崇拜也将最终走向王权崇拜。刘泽华先生说“圣化称谓，使圣与王一体，君与道统一，从圣人立制和圣人作师的角度把君主专制说成是逻辑的必然。圣化的实质是憧憬和信仰某种绝对化的个人权威。对圣的认同，其最终归宿是皈依专制王权。”[30]我们也能发现在文人对帝王的美颂中，常常将帝王与圣人同构。我们可以在许多美颂作品中看到诸如“圣王”、“圣朝”、“列圣”、“圣德”、“圣理”、“圣谟”“圣运”、“圣慈”、“睿圣”、“圣言”、“圣恩”、“圣泽”等等美颂词语。有许多颂赞文都对皇帝极尽溢美之词，如中唐权德舆的赞文《岁星居心赞并序》衷颂美圣王的礼、义、仁的圣德，并因此感天动地，“肸蚃感通，天人攸同。”“乃发五事，乃建大中。君君臣臣，德辉昭融。”上天亦“保佑命之，自天无穷。”等等。

与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忠孝价值观不同，西方深受基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西方特有的以宗教为基础的伦理道德观。在西方，尤其是中世纪宗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上帝作为最高价值源泉，基督教的价值观就是全社会的道德准则。如中世纪的比德神父在一部散文体的史传文学中写道：“我祈求您。慈悲的耶稣！你已经赐予我仁慈，使我能吸取你的知识的精华，同时您也将再施舍德惠，让我有一天接近您，这智慧的泉源，而后永远站立在您的面前。”[31]基督教将德行归于上帝，上帝是至善的，人们只皈依上帝，才有获救的可能，才能变成至善至德的人。欧洲中世纪的著名基督教神学哲学家圣·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指出，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由于受到蛇的诱惑，偷吃了伊甸园中善恶树上的智慧果，违反了天条，被上帝降罪并逐出伊甸园，于是人类“第一罪”就此产生，这也是人类共同的“原罪”。依基督教的“原罪”说，人类都是有罪的，道德上也都是有缺陷的，人为了赎罪并达到至善，就要以上帝为道德的榜样。人的生活最终目的和意义就是要趋向最高的善即上帝，并以此获得永恒的幸福。而达到至善的唯一途径就是无条件的信仰和美颂上帝。

在西方道德文化中，从古希腊起人们就开始了对“至善”的探求。“至善”概念最先是苏格拉底提出来的，在苏格拉底看来善是理性的最高的标准。苏格拉底认为“至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人一方面是感性的，故要追求感官快乐；另一方面人是理性的，故要追求“最高的善”即至善。以至善为核心，苏格拉底把当时希腊人的诸德如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等贯通起来。苏格拉底认为人要有道德就要有道德知识，而道德只能凭心灵和神的安排，道德教育就是要使人认识心灵和神，听从神的训示。柏拉图则继承了毕达哥拉斯派和爱利亚派的唯心主义，又发挥了苏格拉底的神学目的论，提出了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和因果观。他认为作为理想世界的理念世界是世俗生活的追求目标，世上一切事物都追求最高的理念—善(即上帝)。人们生活目的就在于接近真正的世界，即至善的理念世界。

  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道德哲学中，我们能看到中世纪基督教神学道德观与古希腊哲学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古希腊和基督教的道德文化成为今天西方价值文化的基因。即使哥白尼时代之后，人们知道《圣经》的许多话是不正确的，甚至是荒谬的，但仍然踊跃参加教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其目的在于培养自己和子女的道德情操和道德信仰。产生于古希腊和基督教的道德文化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我们仅以德国古典诗人弗利德里希·荷尔德林的诗歌稍加分析。荷尔德林是19世纪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名字常常与古希腊悲剧诗人素福克勒斯、意大利诗人但丁、英国诗人弥尔顿等并列。海德格认为荷尔德林是最纯粹的诗人。在荷尔德林的诗歌中，就表达了诗人对神的歌颂，表达诗人对神的崇拜。荷尔德林认为诗人的职责就是在神和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他的许多诗歌反映了人离弃了神灵的痛苦。当人们心中充满着对神的崇敬和爱戴时，神就会赐予我们幸福，让我们成为品德高尚的人。

可见正因为中西道德文化观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学作品的美颂对象有所偏爱。西方偏重于对上帝的美颂，认为只有遵循上帝的呼唤，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中国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忠孝”思想浓厚，强调对君王的美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