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时期居洛士宦家居生活探微

——以邵雍和司马光等人为中心

摘  要：北宋神、哲时期有大批士宦退居或寓居洛阳，其中又以神宗时期贤士和名宦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居洛士宦群体在西京构筑园宅或别墅，过着读书治学、种花赏花的静居生活。他们都极力以悠游自适的忘政心态，去淡化王安石和熙宁新法对他们政治思想的冲击。

关键词：北宋；居洛士宦；家居生活

居洛士宦是北宋神、哲时期重要的学术和政治群体，他们在熙、丰时期远离政治中心，且其中大多数人在这一时期卒于洛阳。因此，神宗时期是北宋居洛士宦人数最为集中、影响力最为深远的一个历史阶段。迨至元丰末年，司马光、程颐和文彦博等人离开洛阳入朝参政，他们“以退为进”的政治心态对元祐政事的变化和政局的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尝试从住室环境、家居心态和生活内容等方面，对神宗时期居洛士宦的生活情况略作考察，冀望对神、哲时期的居洛士宦有着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筑建园宅，讲究居室环境

由于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宦洛士人们大都喜欢在此筑建园宅或别墅，对居室环境较为讲究。例如，居洛士宦群体中的重要成员王拱辰，晚年虽然一直留守在北京，但是他“洛中园宅尤胜，中堂七间，上起高楼，更为华侈”，[1]（卷4）可见其居洛期间也颇用心于享乐。元丰八年（1085年）被病的王拱辰，在大名府“上表乞致仕，仍先次给假，舁疾便路归西京医治”，[2]（卷358，P8573）至秋七月竟卒于北京留守任上。与王氏的豪宅相比，司马光居住在“陋巷”，“所居才能芘风雨，又作地室，常读书于其中”，悉心于编史修书的事业。因此，洛人曾戏云“王家钻天，司马家入地”，所反映的应是“道德之尊”[1]（卷4）的评判问题。此事在居洛士宦中亦颇有些论说，如《麈史》卷3记载：

熙宁间，王拱辰即洛之道徳坊，营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层，上曰朝元阁。时司马光亦居洛，于私居穿地丈余，作壤室。邵尧夫见富郑公，问新事。尧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处者。”遂以二公对，富大笑。[3]（卷3）

而《文昌杂录》卷4亦引范祖禹的话云：

叔父蜀郡公镇近居许昌，作高庵以待司马公，累招未至。庵极高，在一台基上。而司马公居洛，作地室，坠而入，以避暑热，故蜀郡作高庵以为戏也。[4]（卷47下）

上引两段文字表明，司马光居洛所作的地室是用来避暑和读书的。

事实上，司马光在洛阳的居室情况，并非真的“才能芘风雨”，如《懒真子》卷5记载：

温公私第在县宇之西北数十里，质朴而严洁，去市不远，如在山林中。厅事前有棣华斋，乃诸弟子肄业之所。转斋而东，有柳坞，水四面环之；待月亭及竹阁西，东水亭也；巫咸榭乃附县城为之，正对巫咸山。后有赐书阁，贮三朝所赐书。诸处榜额，皆公染指书……园圃在宅之东，温公即宿于阁下东畔小阁。[5]（卷5）

虽然这段文字颇有溢美的成分，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司马光洛阳宅第的环境十分优美，其居住条件应是很好的。正是在这样闲适优美的居住环境中，司马光每晚看书至深夜，而且次日很早起床著述。史称家居生活中，司马光“天明即入宅起居其兄，且或坐于床前问劳，话毕即回阁下”，[5]（卷5）继续看书或著述，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他近乎忘政的淡然心态。

被称为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曾于仁宗庆历年间经过洛阳，因“爱其山水风俗之美，始有卜筑之意”，于是初“馆于水北汤氏”，其后寓居于“天宫寺三学院”。 [6]（卷18，P195）至嘉祐七年（1062年），王拱辰尹洛“就天宫寺西，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琦宅故基，以郭崇韬废宅余材为屋三十间，请康节迁居之”。[6]（卷18，P195）大约此时，富弼又“命其客孟约买对宅一园，皆有水竹花木之胜”，[6]（卷18，P195）以赠邵雍。另据《河南通志》记载：“邵雍宅，在府城外天津桥南，王拱辰尹洛中置此宅，宅外有园。”[7]（卷52）文献所言“天津桥”，实系“叠石为之”，但“直力滀其怒，而纳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与水争，喷薄成霜雪，声数十里”，而桥旁的丛春园内“岑寂而高木森然，桐梓桧柏，皆就行列”，[8]（卷24，P194）附近尚有唐代名人裴度的午桥庄之遗迹，其居住环境也十分优美。

与司马光的宅第环境相比，邵雍隐居的天津之庐似乎略逊一些，但对邵氏而言，这样的居住环境已经很让他满足了。据《宋史》邵雍传记载：

（邵雍）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爨以事父母。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9]（卷427《邵雍传》，P12727）

而家居生活中，邵雍“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自泳”。[9]（卷427《邵雍传》，P12727）这真是一种大隐者的生活， 故邵雍名其居为“安乐窝”并自号安乐先生。邵氏居室的情况，亦略见《懒真子》卷3所载：

洛中邵康节先生，术数既髙，而心术亦自过人，所居有圭窦、瓮牗。圭窦者，墙上凿门，上锐下方，如圭之状。瓮牗者，以败瓮口安于室之东西，用赤白纸糊之，象日月也。[5]（卷3）

另外，《诗话总龟·后集》卷7亦称邵雍“所居寝息处，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又为瓮牗读书”，[10]（《后集卷7）这与司马光钻地室以避暑读书的用意是一致的。也有人说邵雍“于所居，作便座曰安乐窝，两旁开窗曰日月牖”，[4]（卷27下）与上述所引文字差异甚大，却都形象地说明邵雍居室的与众不同。

作为一个隐居不仕的学者，邵雍却颇喜欢优游于洛城内外，往来于仕宦之门。诚如邵雍回答富弼的话，他“冬夏不出”，[6]（卷18，P198）常“以春秋天色温凉之时，乘安车，驾黄牛，出游于诸王公家”。[5]（卷3）邵雍所乘的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而“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侯”，[9]（卷427《邵雍传》，P12727）可见他在洛人心中的地位和影响。这种情形亦如《懒真子》卷3所载：

先生将至其家，无老少妇女良贱咸迓于门，争前问劳。凡其家妇姑妯娌婢妾有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于是酒肴竞进，餍饫数日。复游一家，月余乃归。[5]（卷3）

由于邵雍每次出游，常“留信宿乃去”，亦或“月余乃归”，故“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9]（卷427《邵雍传》，P12727）可见，邵雍在洛人心中的德望甚高，乃至成为与富弼、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齐名的大贤。##end##

富弼世居洛阳，幼时常出入吕蒙正家宅，但富弼父祖之居所史未详载。邵伯温称富弼熙宁四年（1071年）九月，“自汝州得请归洛养疾，筑大第，与康节天津隐居相迩”，以为与邵雍“自此可时相招矣”。[6]（卷18，P198）据《河南通志》卷52记载：“富弼宅，在府城十里，宅西有园，弼自汝州得请归洛阳时所筑。”[7]（卷52）富氏这所“大第”应是富弼退居洛阳时新筑的宅第，与邵氏宅第“相迩”，说明其居室环境也是颇佳的。但是对于富弼的盛情，邵雍却说“某冬夏不出，春秋时，间过亲旧间。公相招未必来，不召或自至”，而富弼居洛以后多托疾谢客，唯独戒其子云“先生来，不以时见”。[6]（卷18，P198）

吕公著居洛宅第情况，亦不详见史载。他于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至十年二月闲居洛阳，[11]（P81）并没有住在其叔祖吕蒙正之旧宅，而是筑第于福善坊处的福善坡。邵伯温称吕公著至洛，“始寓居兴教僧舍”，后来想买宅地，曾问计于邵雍：

康节曰：“择地乎？”曰：“不。”“择材乎？”曰：“不。”康节曰：“公有宅矣。”未几，得地于白师子巷张文节相宅西，随高下为园宅，不甚宏壮。[6]（卷12，P126）

从绍、吕二人的简短对答来看，与司马光和邵雍等人相比，政治贵族出身的吕公著似乎并不十分讲究居室环境的好坏。此处张文节即张知白，史称其宅在“福善坊福善坡”，此时张氏族人亦寓居洛阳。史称福善坡一带，由于五代时所筑的垒垣未尝平荡，使得坡势隆起而略具形胜。后梁的张策致仕后居此，“修篁嘉木图书，琴酒自适”，[12]（卷1）对以后的居洛士宦颇有影响。吕公著为人谨默寡言，因而对于居住条件要求不高，福善坡却也很适合他居住。

二、闲淡自适的静居心态

据文献记载，司马光出为太原通判时，“月给酒馈待宾客外，辄不请”。 [6]（卷11，P122）这种清静自适的生活心态至其居洛后，表现的尤为鲜明，乃至名其园为独乐园。如《说郛》卷34上记载：

司马温公居洛时，上元节，夫人欲出看灯，公曰：“家内点灯，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某是鬼耶！”[4]（卷34上）

大概是上元节之日，洛阳城内人多嘈杂的缘故，幽默诙谐之语所反映的正是司马光喜欢静居的心态。

元丰中司马光和范纯仁虽“俱以闲官居洛”，但两人的生活习惯却颇不相同。如当时“待次洛下”的张文潜云：

一日，春寒谒之。先见温公，时寒甚，天欲雪，温公命至一小室，坐谈久之，炉不设火。语移时，主人设栗汤一杯而退。后至留司御史台见范公，才见主人，便言天寒远来不易，趋命温酒，大杯满釂三杯而去。[13]（卷14）

不同的生活习惯，折射出的是迥异的政治心态。从张氏的记载来看，范纯仁的心态要比司马光沉稳、洒脱、平和许多。另外，司马光这种清贫似的生活习惯，在吴坰《五总志》中亦略有载述：

司马温公昔在西都，每复被独乐园，动辄经月。诸老时过之，间亦投壶。负者必为冷淘，然亦未尝置庖，特呼于市耳。[14]

引文中的“冷淘”，当为过水面及凉面一类的食品。投壶输了的人要负责去做冷淘，表现出独乐园内相对清贫自由的生活情趣。

事实上，不仅家居如此，司马光外出时也多是简简单单的，以清静为主。如邵伯温称司马光为西京留台时，“每出，前驱不过三节。后官宫祠，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障日”，[6]（卷11，P115）表现出极为恬淡的闲居心态。思想古板的程颐对此颇不理解，曾云“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识，有未便者”，司马光回答说“某惟求人不识尔”。[6]（卷11，P115）司马光退居洛阳以后，“于物澹然无所好”，在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6]（卷336《司马光传》，P10769）史称他“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6]（卷336《司马光传》，P10767）这种道德精神与为官操守对后世士大夫影响很大。

据俞文豹《清夜录》记载，司马光一日经过他的独乐园，见新创建了一个厕屋，就去找园吏询问情实。

（公）问守园者：“何从得钱？”对曰：“积游赏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对曰：“只相公不要钱。”[4]（卷38上）

主仆间寥寥数语，反映出司马光静居闲淡的生活心态。事实上，在士大夫自觉意识较为清醒的宋代，司马光是少有的甘于清贫的仕宦。从园吏的答话来看，他是很受司马光道德操守影响的。除此，司马康和刘安世等人在生活习惯上亦深受司马光的影响。以司马康为例，他“幼端谨，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中进士第后，随其父司马光寓居洛阳修《资治通鉴》。至司马光退居洛阳，“士之从学者退与康语，未尝不有得”。至司马光薨，康“治丧皆用《礼经》家法，不为世俗事”， [9]（卷336《司马光传》，P10770）与邵伯温、邢恕等交游深厚。

邵雍寓居洛阳近四十年，“安贫乐道，自云未尝攒眉”，“凡交游年长者拜之，年等者与之为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尝少异于人”，[6]（卷20，P222-223）因而很得洛下士人的欢心。他在日常生活中颇嗜酒，“平旦则焚香独坐，晡时饮酒三四瓯，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10]（卷7）即便在熙宁变法时期，西京府尹对饮酒稍有禁止，邵雍小饮微醺的生活习惯也没有多大变化，表现出了鲜明的淡然心态。如《诗话总龟·后集》卷7记载：“中间州府以更法，不馈饷寓宾，乃以薄粥代之，好事者或载酒以济其乏。”[10]（卷7）对于这样的生活方式，邵雍尝作诗自解说“斟有浅深存燮理，饮无多少系经纶，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10]（卷7）实在是悠闲自适的大隐者心态。而韩维《过邵先生居》诗亦云：

竹坞斜开迳，茅檐半卷书。幽闲入高卧，淡薄见平居。乱水随酾引，残花不扫除。因君动高兴，回首想吾庐。[15]（卷8）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邵雍的家居情形和生活心态。

如前文所述，邵雍喜欢优游洛城，有所目见耳闻皆能入心，这也许正是他洞悉社会的一种方式。邵雍喜欢出游的生活习惯，据《邵氏闻见录》卷20记载：

每岁春二月出，四月天渐热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渐寒即止。故有诗云：“时有四不出：大风、大雨、大寒、大暑。会有四不赴：公会、葬会、生会、醵会。”[6]（卷20，P223）

参考其他相关记载来看，邵雍在洛阳的生活习惯，大致是如此的。熙宁十年夏七月邵雍卒，洛人作挽诗有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6]（卷20，P223）可见邵雍优游洛城的深远影响。

司马光居洛后，曾对邵雍说“某陕人，先生卫人，今同居洛，即乡人也。有如先生道学之尊，当以年德为贵，官职不足道也”，[6]（卷18，P200）表现出以道德之士自居的心态。事实上，司马光和邵雍在学问和年德方面都很受洛人的敬重，里中后生乃至有“无为不善，恐司马端明知，邵先生知” [6]（卷19，P210）之语。因此，当学者来从之“问经义精深浩博”时，邵雍“应对不穷，思致幽远，妙极道数。间与相知深者，开口论天下事，虽久存心世务者不能及也”。[10]（《后集》卷7）而邵雍对“天下事”的了解和洞悉，一方面来自他出游时亲身的目见和耳闻，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与亲旧子弟的交流与互动而得知的。

熙宁四年（1071年）富弼离开东都，以致仕官的身份归洛养疾，“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6]（卷9，P94）其后多燕居不出，仅与司马光、邵雍和程颢等人来往密切。如《邵氏闻见录》卷9记载：

公清心学道，独居还政堂，每早作，放中门钥，入瞻礼家庙；对夫人如宾客，子孙不冠带不见；平时谢客。[6]（卷7，P94）

值得一提的是，熙宁之初吕惠卿方贵盛时，其同门婿吴执中“不肯附以取进”，至元丰时期“始提举河南常平” [9]（卷356《吴执中传》，P11204）居洛。吴执中居洛情况，史未详载，仅见《邵氏闻见录》卷10略有记述：

时康节先生已下世，有中散大夫吴执中者，少年登科，已作秘书丞，不乐仕进，其年德不在诸公下，居洛多杜门，人不识其面，独与康节相善，执中未尝至官府，其不预会者非潞公遗之也。[6]（卷10，P105）

引文中所谓“不预会”系指文彦博主持的“耆英会”。至徽宗大观时期，吴执中因极论蔡京党客刘昺和宋乔年等人之非，再次徙知河南府而寓居洛阳，其身上表现出的政治心态与熙丰时期的富弼、邵雍和司马光等人相一致。

又如，世居洛阳的刘几，“磊落有气节，善饮酒，洞晓音律”，居官时常喜欢“大集宾客，饮至夜分”乃止，至元丰间“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16]（卷10，P146）刘几退归洛阳以后，真正地过上优游自适的闲居生活，不但嗜酒如命，而且更加地放荡不羁。如《石林燕语》卷10记载：

平时，刘挟女奴五七辈，载酒持被囊，往来嵩、少间。初不为定所，遇得意处，即解囊藉地，倾壸引满，旋度新声自为辞，使女奴共歌之；醉则就卧不去，虽暴露不顾也。[16]（卷10，P146-147）

不仅在洛阳如此，刘几在京城里也并没有多少收敛。例如，他“尝被召至京师议大乐，旦以朝服趋局，暮则易布裘，徒步市廛间，或娼优所集处，率以为常”，而神宗对此“亦不之责”，[16]（卷10，P147）这也反映出其时十分融洽的君臣关系。

三、读书治学与治园赏花

（一）读书治学

如前文所述，司马光退居洛阳以后，更加用心于编史修书之事，乃至夜以继日。从一些文献记载来看，司马氏宅第中有神宗所赐书阁，藏有三朝赐书，而司马光即宿于书阁东畔的小阁里。有关司马光居洛时期的读书情况，如《懒真子》卷5记载：

侍吏唯一老仆，一更二点即令老仆先睡，看书至夜分，乃自罨火灭烛而睡。至五更初，公即起，发烛点灯著述，夜夜如此。[5]（卷5）

正是因为如此，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才能在司马光的主持下编修成册。司马光对此也颇为自豪与欣慰，曾语人曰“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而“能阅之终篇者” [9]（卷286《王益柔传》，P9635-9636）惟世居洛阳的王益柔。张新叟曾言“洛阳有《资治通鉴》草藁，盈两屋。黄鲁直（即黄庭坚）阅数百卷，讫无一字草书”，[17]（卷193，P5604）而邵伯温亦称“司马温公闲居西洛，著书之余，记本朝事为多，曰斋记、曰日记、曰记闻者不一也”，[6]（卷11，P115）这些言辞都在不同程度上说明司马光读书治学之勤谨。

在神、哲时期，居洛士宦中除了奉旨修史的司马光和范祖禹等人外，读书勤勉而治学有道的当属邵雍和程颢兄弟了。从皇祐中邵雍徙居洛阳时算起，邵、程二氏寓居洛阳数十年，最后也都卒于洛阳，因此他们一生的学术活动也主要发生在居洛时期。概括地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邵氏和程氏的学术思想和体系形成于居洛时期，他们的学术成果也多是在洛阳撰述成册的；其二，随从邵、程习学的士人，也多集中在熙宁前后的三十年间；其三，他们在学术上的影响力，于熙、丰时期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政治功效。以程氏门人为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神、哲时期问学于程颢或程颐的，如史称程氏兄弟“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9]（卷428《杨时传》，P12378）除了“河、洛之士”尹燉、吕希哲、李籲和郭忠孝等人，远道而来问学的如杨时、谢良佐、谯定和周锷等人，他们正是程学后来在南方传播的关键人物。

至元祐以后，居洛士人或死或徙，留居洛阳的仅剩邵伯温和程颐等人。邵伯温在司马康卒后，担负起了教养司马植的重任。于是在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的荐举下，邵伯温“自长子县尉移西京国子监教授，俾植得以卒业”，[6]（卷18，P201）而司马植“力学不懈，卒有立”。[9]（卷433《邵伯温传》，P12852）

程颐被编管涪州前后，也有一些士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问学于程氏，如河南寿安的张绎。史称周行已官河南时，曾对张绎说“异日程先生归，可师也”，故当程颐自涪州还洛时，张绎“乃往受业，颐赏其颖悟”。[9]（卷428《张绎传》，P12733）邵伯温称程颐谪居涪州期间，“注周易，与门弟子讲学，不以为忧”，后遇赦得归洛“不以为喜”，[6]（卷15，P164）俨然一种大学者的心态。大约在这一时期，程颐弟子杨时在讲授《易》学时，曾对其门人罗从彦云“伊川学说最善”，于是罗氏“即鬻田走洛，见颐问之，颐反覆以告”，[9]（卷428《罗从彦传》，P12743）归而遂成大业。而涪陵人谯定曾到汴都，“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遂“得闻精义，造诣愈至，浩然而归”。史称“其后颐贬涪，实定之乡也，北山有岩，师友游泳其中”，[9]（卷459《谯定传》，P13461）可见谯定对程颐及其学说的态度是十分执着的。

（二）治园游园

由于洛阳优越的地理环境和适宜的气候条件，花木生长较好，乃至有“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 [8]（卷24，P191）的赞誉。因此，历史时期的居洛士宦几乎都置有园宅，尤以李唐至赵宋时期为兴盛。事实上，北宋时期的洛阳，许多宅第、阁院和园池等景物，“多因隋唐之旧”，故李格非称“独富郑公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胜”，并将富弼氏园列在《洛阳名园记》之首。创建园宅、修治池榭和种花植木都是洛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因而治园和赏花也是居洛士宦家居和交游的重要活动。

首先，以司马光的独乐园为例，其家的园吏、老圃和侍仆都是善于治园的。如陈师道《后山谈丛》卷4记载：

参寥如洛，游独乐园。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十余本。寥谓老圃：“盍润泽之使长茂？”圃曰：“天生灵物，不假人力。”寥叹曰：“真温公之役也。”[18]（卷6，P80）

而苏轼曾作《司马君实独乐园》诗云：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花香袭杖屦，竹色侵盏斝。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赭。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19]（卷8）

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司马光独乐园中的生活状况，不仅深深地影响着周围的人，还使得独乐园成为士宦优游的理想之地。这使得看园的老圃都能积攒不少“赏游钱”，甚至得以自筑一个小屋。而吴坰在《五总志》中亦载有一段独乐园老吏与司马光的对话：

文潞公守洛，携妓行春，日邀致公。一日自至独乐园，吏视公叹息。公怪而诘之，答曰：“方花木盛时，公一出数十日，不惟老却春色，亦不曾看一行书，可惜澜浪却相公也。”公深媿之，于是遣马还第，誓不复出。诸老争来邀公，必以园吏语谢之。[14]

其次，富弼的洛阳花园，洛人谓之“富郑公园”，是他自己逐渐辟造的新园。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称：

游者自其第西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则一园之胜景顾可览而得；南渡通津桥，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还；右旋花木中百余步，走荫樾亭、赏幽台，抵重波轩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谓之洞者，皆轩竹丈许，引流穿之，而径其上。横为洞一，曰土筠；纵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历四洞之北，有亭五，错列竹中，曰丛玉，曰披风，曰猗岚，曰夹竹，曰兼山。稍南有梅台，又南有天光台，台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东，还有卧云堂，堂与四景堂相南北，左右二山，背压通流，凡坐此，则一园之胜可拥而有也。[20]

可见富氏园林的繁盛状况。富弼自熙宁四年九月，“还政事归第，一切谢绝宾客”，至元丰六年去世，“燕息此园”十余年。因此，李格非称富氏之园林，“亭台花木皆出其目营心匠，故逶迤衡直，圜爽深密，曲有奥思”。[20]

再次，文彦博之东田。文彦博历仕四朝，前后数次居洛，因其子孙繁多，故略治田宅。如叶梦得《岩下放言》称：“文潞公洛阳居地，袁象先旧基屋。虽不甚宏大，晚年得其傍羡地数亩为园，号东田。”[21]（卷下）而文氏“东田”的概况，亦略见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所载：

本药圃，地薄东城，水渺弥甚广，泛舟游者，如在江湖间也。渊映、缥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肤、药圃二堂间之，西去其第里余。[20]

除了这些优美的自然景物外，文氏东田里还有专业艺人，如《懒真子》称文彦博“所居私第地名东田，有小姬四人，谓之东田小藉”。[5]（卷5）在这块东田中，文彦博“日挟家童数辈，肩舆与宾客姻戚共游，无虚时”，而游罢以后，文氏常“遣声妓取营籍十余人，月赋以金，毎行必命之执事，人以为适”。[21]（卷下）由于哲宗元祐以后，留居洛阳的士宦已经不多了，而文彦博年岁亦已很高，能与之交游的士宦几乎没有了。因此，文氏“舍居家而适别馆，且未免平昔之好”，[21]（卷下）九十岁的他“尚时杖屦游” [6]（卷25，P198）东田。

（三）种花赏花

唐宋时期，洛人不仅懂得种植花木，也很会赏花，乃至形成了极为热闹的花卉市场。从社会人文的角度看，这与“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6]（卷17，P186）的生活心态密切相关。据久居洛阳的邵伯温称：

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6]（卷17，P186）

据这段文字可以想见其时洛人种花和养花的盛况。

例如，文彦博家的花圃中植有不少牡丹，名贵者如“女真黄”和“涧仙红”。据《广群芳谱》卷32记载：

女真黄，千叶浅黄色花也，元丰中出于洛阳银李氏园中，李以为异，献于大尹潞公，公见心爱之，命曰“女真黄”。[22]（卷32）

而“涧仙红”，据《张氏可书》记载：

颍昌府阳翟县有富民孟三郎，元祐间至洛中，饮水山涧，见一妇人甚丽。孟往追之，则失所在。因穷极幽远，得牡丹一品，红色洒金，其叶千迭，遂移至洛阳。文潞公爱之，目曰“涧仙红”。 [23]

除了种植牡丹外，文彦博还很会赏兰花。如《诗话总龟》卷14记载：

（张埙）一日到洛谒潞公，方饭后坐于一亭，亭边皆兰。既见不交一谈，对坐几时，公曰：“香来也。”叔和以为平生所未闻。公曰：“凡香，嗅之则不佳，须待其因风自至。”[10]（卷14）

另外，文彦博等人对竹也十分喜爱。据《却扫编》卷下记载：

西京一僧院（忘其名），后有竹林甚盛，僧开轩对之，极潇洒，士大夫多游集其间。一日，文潞公亦访焉，大爱之，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许之，携榜以归，数月无耗，僧往请则曰：“吾为尔思一佳名，未之得也，姑少待。”后半年方送榜还，题曰“竹轩”。 [24]（卷下）

从中亦可窥见，文彦博等人颇沉心于景物。

但是至徽宗时期，洛阳诸园所种之花，“花未开，官遣吏监护；甫开，尽槛土移之京师；籍园人名姓，岁输花如租税”。[6]（卷17，P186）其最终结果，不仅西京“花市皆无有”牡丹，洛阳名园也多随之荒废，而热闹的赏花活动也几乎没有了。这既是洛阳园林衰败的间接因素，也是洛阳历史地位衰降的间接体现，乃至成为北宋政权衰亡的重要候兆。

四、结  语

北宋是继汉唐及五代以后，贤士名宦居洛较为集中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这种集中的主要原因已不再是帝都的作用，更多地是受政治、文化和地域诸种因素共同的影响。只是这种合力作用中的政治因素，在熙宁前后又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而在神、哲时期更渗入了“党争”这一政治动因。正因如此，神宗时期的居洛士宦在生活层面上，比熙宁以前的士宦们较为内敛和谨慎，人们近乎都走向了忘政的程度。他们在生活中的“韬光养晦”和学术上的“出类拔萃”，使他们在道德层面上的影响，远远地将他们的政治情怀深深地隐盖起来。

The Study about Jia-ju life of the Literates and Officialdoms lived in Luoyang in the periods of Shenzong emperor of North Song Dynasty

——based on several cases study by Sima Guang&Shao Yong

Xiao Hongbing; Ni H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241;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234)

Abstract：Lots of literates and officialdoms were living in Luoyang when Shenzong and Zhezong dominated China in the North Song Dynasty. The number and the affect of literates and officialdoms most have happened in the period of Shenzong. They build the gardens and villas in Luoyang for reading, researching, planting and enjoying flowers. They wanted to forget the politics and reduce the impact from Wang-An-Shi and the reformation in the period of Xi-Ning.

Keywords: the North Song Dynasty; the Literates and Officialdoms lived in Luoyang; Jia-ju life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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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宋）叶梦得撰：《岩下放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清）汪灏等编：《广群芳谱》卷32《花谱》11《牡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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