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学本土化的困境与出路*

摘要：我国公共政策学经历几十年发展，取得一定程度发展，但距离本土化的学科发展目标尚属遥远。公共政策学本土化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有：研究对象的非中国化；研究方法的非科学化与西方化；公共政策研究“务虚化”；基础研究薄弱化。破解目前本土化困境的对策与出路主要有：加强研究队伍本土化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加强中国特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以本土公共政策实践为重心，建构中国特色公共政策理论；加大基础理论研究，夯实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学理论基石。

关键词：公共政策学；本土化；问题；出路

众所周知，公共政策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如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其他学科一样，我国公共政策学也是从西方引入的。在国外，公共政策学曾被人视为“当代公共政策学最重要的发展”，在其五十代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受到实际政策部门的重视。而在我国，尽管学术界、教育界和政府部门对公共政策学的教育与研究也较为重视，但时至今日，公共政策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中国依然没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究其原因固然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公共政策学科依然没有跳出西方公共政策学的思维模式，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知识框架、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一句话，中国公共政策学尚未实现本土化发展。那么，我国公共政策学在本土化方面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呢？应当如何实现本土化呢？本论文以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为愿景，以发现和解决问题为导向，在揭示我国公共政策学本土化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公共政策学本土化的思路、对策和建议。

一、公共政策学本土化面临的困境

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是骨感的。尽管中国公共政策学人也在努力做研究，但现实的情况却并不如人意，中国公共政策学本土化现状与我们的理想期待仍然存在很大差距，概括而言，目前公共政策学本土化面临存在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公共政策学研究对象的非中国化

公共政策研究对象既有个性问题，也有共性问题；既有本土化问题，也有国际化问题。但要实现中国公共政策学的本土化，就必须以中国公共政策问题为研究对象，要扎根于中国本土，以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为立足点，开展实事求是的研究。中山大学马骏教授指出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首要问题，即研究重心的“非中国化”。[1]实际上，我国公共政策学研究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目前，相当多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者将研究重点放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上，而非中国公共政策实践本身。有的学者甚至一提起公共政策学就言必称美国如何如何。由于中国公共政策学起步晚，在学科引进初期将研究重点放在西方公共政策理论的引进和消化上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30多年的后仍然将研究对象重点放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学研究上就是十分令人担心的。实际上，目前国外的公共政策学研究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适应全人类的具有普世意义的公共政策学理论。作为公共政策学发源地也是公共政策学最发达的美国公共政策学研究也不例外。因此，将研究重心放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学理论就是非常致命的。如果不能实现研究对象的本土化转移，对中国本土政策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中国公共政策学的本土化将是空谈。

2、公共政策学研究方法的非科学化与西方化同时并存

研究方法的成熟与发展直接影响公共政策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发展。一方面，国际上公共政策学科已发展出成熟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研究方法体系，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要走向世界，让国际上接受，就要注意国际公共政策学研究的方法、模式和成果表达方式，遵守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规范化要求；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学理论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为公共政策实践提供指导，因而研究方法的具体性、特色性也必将使其研究成果更为具体和可操作性。因此，在遵守公共政策学已经成熟的规范化的科学方法同时又有自己本国特色的方法，这是实现中国公共政策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必由之路。##end##

由于公共政策问题颇为复杂，因而理应发展其多样化和科学化的研究方法与途径，但每一方法都应有其严格程序和质量标准。根据美国学者杰伊.怀特的分类，公共政策研究存在实证研究、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三种研究取向，每种研究模式又有其相应的具体研究方法和质量标准[2]。然而，中国公共政策学的相当多研究成果都没有遵循解释性研究、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各自的研究方法和标准，方法论上的科学化与规范化程度非常低下，甚至一些学者根本就缺乏研究方法论的训练和自觉，这样做出的研究成果，其质量根本得不到保障。

与研究方法的非规范化同时并存的是我国一些学者对西方公共政策研究方法的过分迷恋。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公共政策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统治地位，因此，我国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研究方法亦步亦趋，热衷于实证研究。建立本土理论，确实需要有效地应用实证研究法。不过，实证分析方法不是也不应是唯一的评价研究完备性的指标。进一步来说，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实证研究是事后分析，若环境剧变，则实证研究的结论不过是明日黄花，因此，不应该对实证主义过分迷信。对于中国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学者需要考虑的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与有效性，尤其应该重视发展研究方法的本土特色性。

3、公共政策学研究“务虚化”，学术研究脱离实际比较严重

反观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现状，“务虚化”的研究倾向比较突出，理论研究脱离实践的现象比较严重，许多研究过多关注应然领域，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程序和公共政策操作层面等实然领域研究都很不够；许多研究既没有深入政府部门进行调查，也没深入到政府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去调查研究，也没有收集各种公共政策案例与数据来进行分析，非常缺乏对公共政策真实世界的了解及经验事实的支持。许多公共政策学者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热衷于演绎推理，热衷于写不痛不痒的文章，而不去深入调查研究，甚至有许多人对中国政府决策过程和决策运行机制及其所存在的问题了解甚少，大有你搞你的实践，我搞我的理论，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之势。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既使公共政策学研究显得苍白无力，把公共政策学变成脱离公共政策实际的抽象的空洞的外壳，同时又使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失去了理论的源头。

由于理论脱离实际比较严重，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已经落后于公共政策管理实践和社会的发展，这样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中国公共政策学缺乏对公共政策实践的指导能力，不能为公共政策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而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公共政策学的目的是更科学地理解公共政策现象和改进公共政策实践。如果公共政策学的研究成果不能对对指导我国公共政策实践有所贡献，那就不能体现出它作为应用学科的价值和潜力，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也要受到置疑，其科学性也无从谈起。

4、公共政策学基础研究薄弱化

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学基础理论、方法论、学科史或学说史等方面的研究，基础研究相当重要，如果基础研究不扎实，整个学科大厦就缺乏牢靠的根基，也必然会影响到应用研究。我国公共政策基础研究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其一，任何一门学科有属于自己的研究内容，范畴和议题，这是该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然而，我国公共政策学正面临着研究内容、中心议题、基本范畴不清的局面，这说明中国公共政策学在学科基本范式上并没有成型，而这必然使公共政策学研究缺乏更深层的理论指导和更坚实的理论支点。其二，我们对公共政策活动和公共政策学缺乏哲学反思，进一步说我国现在还没建立起公共政策哲学，而公共政策哲学是公共政策理论的元理论，是公共政策学的理论基础。其三，对公共政策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不够，公共政策学方法论是公共政策学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性与逼近公共政策学真理的有效规则的学问，也就是关于公共政策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学问，所以它也可以称作公共政策学方法学。公共政策学方法论大体上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方法论理论、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由于研究方法的落后已成为我国公共政策学发展的瓶颈，很有必要对公共政策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并设立行政学方法论这个分支学科，这不仅可丰富公共政策学学科体系，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中国公共政策学的总体发展。目前我国对公共政策学方法论的研究极为薄弱，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应当开始着手建立公共政策学的方法论体系，到一定时候还可以再建立其相关子学科。其四，我们对公共政策史学研究不够，我们的许多研究尚停留在对西方公共政策思想的空泛的理论介绍上，缺乏对它的深度挖掘、整理和研究。公共政策史学即研究公共政策实践活动历史以及公共政策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的一门公共政策学的分支学科。学科意义上的公共政策学产生于西方，但我国的公共政策实践历史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公共政策实践活动中产生了丰富的公共政策思想，各种涉及公共政策思想资源的文献保存得较完整。建立中国公共政策思想史这一子学科，对中国传统公共政策思想资源进行深入挖掘，这对于公共政策学本土化和真正建立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在这方面的科研成果并不多。

    二、公共政策学本土化的对策与出路

（一）加强研究队伍本土化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公共政策学本土化的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它有没有真正一流水准的公共政策学者，一流水准的公共政策学者必然能够创造既符合本土实践需要又具有普适性特征的公共政策学知识体系。当然， 公共政策学研究在中国的深入开展，不是一两个人甚至数十个人所能成就的，它需要有一支强大学术队伍为后盾。因此，要实现公共政策学本土化，就必须加强科研队伍本土化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队伍素质主要包括能力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学科队伍良好的科研能力主要表现在：具有适时调整科研方向的学术洞察力和眼光；可持续的学术资源的整合与运作能力；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能力；持久的学术聚焦能力。[3]良好的科研能力还表现在掌握了先进的科研方法和对外语、计算机、网络、信息等方面研究工具的掌握上。不过，研究队伍本土化建设最重要的还是本土研究意识的树立。这里的“本土意识”主要包括传统文化继承意识、本土问题关怀意识、中国国情意识。“本土意识”的树立对于公共政策学本土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为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者建构中国特色公共政策理论体系提供了持续的精神动力。诚然，科研队伍能力素质的提高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我们后天大量的科研实践的锻炼，我们应当持之以恒地开展科研工作，在实践中提高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

科研队伍的素质还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主要指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思想政治素质应该不会有大问题，这里最突出的问题是学术道德的滑坡，学术越轨现象在中国公共政策学界时有发生，因而亟待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培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神。我们要特别警惕公共政策学科研中的急功近利和不守规范的不良风气的影响，树立严谨的学风和治学态度，为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做扎扎实实的研究和思考，我们要始终牢记：急功近利只能制造学术泡沫，最终将葬送中国公共政策学学术研究的前途。在治学态度方面，中国公共政策学者应多向西方公共公共政策学者学习。科研人员的素质也表现在其协作精神上，我们要提高科研人员的素质同样需要重视其协作精神的培养，实现学科群体的真诚协作，积极营造团队协作精神。我们要营造宽松和民主的学术环境，打破学术研究的条块分割、地域分割、画地为牢、各自单打一孤军奋战的局面，把科研的“个体生产”变成统一协作、优势互补的社会化大生产，充分发挥学术社群的智慧和力量。此外，我们还要鼓励创立学派，坚持学术自由的原则，提倡学术流派和学术风格的多样化，积极开展和正确引导学术讨论和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

（二）加强中国特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

国外公共政策科学的研究方法不是所有都适宜于中国本土问题，如果一味用西方的方法来开展我们的研究无疑于削足适履。说到底，必须坚持公共政策科学

研究的现实关怀的价值取向，并以此为标准选择研究议题和努力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研究方法, 展开实事求是的研究。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1、加强对公共政策学方法论的研究

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论的滞后是同对研究方法的研究不重视密切相关的。要改变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方法落后的现状，就必须加强对公共政策学方法论的研究。公共政策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在公共政策学研究进入到一定阶段之后，学科对自身的知识增长和理论发展的过程及所使用的思维方式、认识手段、哲学基础等的反思，也是对公共政策学研究的基本立场、研究步骤、分析框架、具体研究手段和方法等的全面审视。它实质上是对公共政策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哲学关照”，或者叫做对公共政策学研究方法论的哲学研究，因此它就不能停留在公共政策学研究具体方法这细枝末叶的研究，而应更多地从哲学的高度研究公共政策学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或者说方法论原则。为搞好对公共政策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我们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鼓励公共政策学教师和公共政策学研究生多撰写研究方法方面的论文，各学术期刊应开设相应的专栏，为他们提供研究论文发表的阵地；各级机构的科研基金对公共政策学方法论一类的课题的资助也应适当倾斜，积极资助公共政策学方法类的专著及其他科研成果的出版；此外，还应当多组织公共政策学方法论的研讨会，群策群力，共同推动公共政策学方法论的深入研究。至于研究的内容或主题则可以较广泛，与公共政策学研究方法论相关的主题都可以讨论，大的方面如公共政策学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公共政策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建构、公共政策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现状与趋势分析等等都可以讨论，具体方法方面如定性分析方法研究、定量分析方法研究、案例分析研究及其他相关主题都可以讨论，但从方法论研究的本真和方法论体系的建设考虑，应先对公共政策学方法论的认识论基础开展研究。

2、努力实现公共政策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中国特色化

反思和分析公共政策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过程及现状，实证主义方法是公共政策学主导研究方法。实证主义研究推进了公共政策学的知识增长，实现了公共政策学的科学化，事实上，没有这种研究方法，公共政策学不可能发展到现今程度。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只注重工具性、经验性研究，缺少哲学高度的关照与关怀，难以形成前瞻性的行政理念；它只注重正向性、线性、内向性的单一维度的研究，缺少多维度的研究方法，无法获得对公共政策的多维认识和总体把握。正因为实证性研究或解释性研究存在缺陷，即便在实证主义研究流行的西方，学者们对实证主义研究的批判和反思也日渐增多。例如，美国学者杰伊.D. 怀特不仅识别出公共政策研究有解释性（实证研究）、诠解释性研究、批判性研究三种研究模式，而且明确指出，与解释性研究一样，诠释性研究、批判性研究也可以促进的知识增长，同样是知识增长的合法贡献者[4]。国内外的情况表明，公共政策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和创新势在必行。为了公共政策学的美好明天，我们不仅需要公共政策学的实证研究，还需要公共政策学的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为此，我们要在保持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加强哲学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以提高公共政策学研究的层面和视角，克服单一的理性思维与正向思维的研究方式与方法，在尊重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打破公共政策的以个性为核心价值理念的结构，引入反思、批判、非理性及伦理的价值维度与研究方法，调整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5]。此外，为了构建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论，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应当应用到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中去。中国文化中的整体思维、直觉思维、混沌思维等方法都可以应用到公共政策学研究中。虽然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方法对公共政策研究作用明显，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一些非理性主义的方法也同样有效，中国传统方法的应用必将提升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的本土化和特色化。

3、推进多元研究典范的确立，建构中国公共政策学学科范式。

对于中国公共政策学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形成我们自己的学科范式。因此，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的建立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形成我们自己的公共政策学范式。在后现代话语背景下，本土化研究的要旨已不是否证或抛弃某个西方理论，完成某种简单的理论替代，而是打破由一种理论一统天下的单极状态，建立多元研究典范(包括现有全部西方与本土研究典范)相互认受、交相辉映的新格局。由于范式是一个学科主题的基本形象，一个学科或一种理论模式要建立起来,必须选准看问题的方式,即先解决理念、信念问题；必须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石；必须有明确的研究主题和研究目的；必须找到相适应的研究方法和途径。因此，学科范式的建立对于中国公共政策学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就当前而言，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确定公共政策学共同体的价值信念。只有在这种公认的、共同遵守的信念指导下，公共政策学研究才有共同的基础。

(三)以本土公共政策实践为重心，建构中国特色公共政策理论

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目的是要以本土概念为基础，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解释框架和理论系统，最终开出自主性、原创性的学术新境域，从而使本土经验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获得知识论的智慧提升，以中国人特有的历史经验和理性智慧丰富人类的总体社会知识[6]。然而，任何知识或理论都不能脱离实践而产生。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自于实践的，是对实践的理论概括和理论总结。美国的公共政策理论来自于美国本土的公共政策实践，中国的公共政策理论也应该来自于中国实践。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所关注的主要议题， 每一位研究者也都有自己的人文关怀。公共政策的有些问题在国外是真问题，在国内则是毫无研究价值的伪问题。因此，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必须立基于影响本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之上，加强对中国本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解决中国当代公共政策问题为核心，创造性地走符合现代性标准或具有现代性内涵的公共政策学科发展之路，建构起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学科理论体系。为此，就必须把公共政策学研究的重心放到中国自身的政策实践上来，对我国公共政策实践活动做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从中概括和总结出理论来。具体来说，必须做到以下四点。

一是必须以中国公共政策实践为中心内容。我国的公共政策，是社会主义的公共政策，尽管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与我国公共政策也可能有共通之处，但在性质、任务、目的、特点和作用上都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政策。在我国建国几十年来的公共政策工作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国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应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公共政策活动实践为中心内容，认真总结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并把握住我国公共政策与西方国家公共政策的不同之处，这样就能够显示出中国的特色。

二是必须以揭示中国公共政策活动的规律为主要任务。公共政策活动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公共管理活动。认识公共政策活动的规律，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进行理论探索的过程，需要广大公共政策活动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来完成。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公共政策活动的要素和普遍过程，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并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地充实、完善。只有真正揭示出了我国公共政策活动的规律，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理论体系才能建立。

三是必须批判继承我国古代公共政策的实践经验和思想。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中国的公共政策思想资源较为丰富。我们今天不仅要总结我国古代历史上各个朝代在上升时期的公共政策经验，而且也要总结各个朝代腐败衰落走下坡路时期一些锐意改革者的公共政策改革思想；还要总结各个朝代腐败时期在公共政策上的教训，做到古为今用。在这方面，我国有部分专家、学者已经开始研究。我们要批判继承我国古代公共政策的经验和理论，为中国的公共政策学增加民族特色，并且这种特色，在国外公共政策学中是根本找不到的。

四是必须运用中华民族语言，形成中国的风格，并建构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我们中华民族的语言，具有词汇丰富、表达简洁、生动等特点。我国的公共政策学也应体现这一特色。如果尽是搬弄和套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语言、术语和事例，让人们看了半天，还不知所云，就很难说是中国特色。要体现民族风格，一方面，公共政策学的理论必须真正是从我国公共政策活动的实践提炼概括出来的；另一方面，概念、术语尽量简明扼要，即使借鉴西方的，也要变成通俗易懂的民族语言。总之，我们在公共政策研究上应当有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

(四)加大基础理论研究，夯实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学理论基石。

一般而言，一个大的学科研究都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领域。两个领域的研究对学科发展都很重要，其中基础研究尤其重要。任何一个学科，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的支撑，整个学科体系就没有奠基，应用研究也是不可能取得丰硕而且先进的成果的。反观我国公共政策学，应用研究没有取得重大成就，基础研究也相当薄弱，两方面的研究都不够深入。我国公共政策学至今没有产生一个公认的学科范式，学科共同体缺乏共同的信念，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基础研究不够重视所致。要构建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学的理论体系，就必须加大公共政策学基础研究的力度。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学界有股不好的风气，就是喜欢追逐时髦和急功近利，什么时髦就研究什么，什么来钱快就研究什么，许多人不愿意做效益不明显的公共政策学基础理论研究。为了中国公共政策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我们必须破除这个坏风气，扎扎实实的开展公共政策学基础研究。

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必须具备以下三大要素：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独立严密的范畴体系和恰当的研究方法。因此，所谓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首先就是要在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范畴体系、研究方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方面下足功夫，研究方法的建设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这里主要分析研究对象、范畴体系：其一，要明确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内容，解决公共政策的概念、公共政策学的学科定义和学科名称等问题。特别是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必须要明确和统一。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把自己的对象和范围搞清楚，公共政策学当然也不能例外。公共政策学的对象、范围和理论体系，是公共政策学作为一个学科建设的起点，这些问题虽然曾经讨论过，但至今仍然没能取得共识。因此，重新开展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和讨论是很有必要的。其二，构建公共政策学的范畴体系。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有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拥有自己的范畴体系是一个学科自立于学科之林的基本依据，也是一个学科体系成熟的标志之一。然而，现有的公共政策学范畴不仅相互缺乏有机联系，有些范畴还是“借用”来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产品”不多，没有形成真正属于公共政策学自己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层次严密的范畴体系。为了构建中国公共政策学的范畴体系，就要分别确定和论证公共政策学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而构建一个学科的范畴体系，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 需要我们做长久的扎实研究。上述问题是相辅相成的，必须围绕这些问题，做长期的研究，有了厚实的学术积累，才能形成完整的、逻辑严密的中国公共政策学体系结构，从而自立于学科之林。总之，通过长期扎实的基础研究必将夯实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学理论基石。

     三、结语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公共政策学确实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出版了大量公共政策学著作和学术论文，翻译了大批西方公共政策学家的著作。然而，从整体上考察，中国公共政策学就整个而言，还处在引进、消化和吸收阶段，在思维逻辑和理论体系上还没有完全跳出西方公共政策学的窠臼。进言之，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的本土化程度依然非常低下，公共政策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和学术领域在中国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更不用说其在国际上的地位。认真审阅我国既有的公共政策研究文献，既没有一套完整地反映中国人特有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的公共政策理论体系，也无法从现有的公共政策学文献中看出中国国情的特点。这不仅无助于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公共政策学是由于公共政策实践需要才迅速发展起来的，因此，公共政策学的生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社会现实的服务能力，公共政策学的终极目标也就是为公共政策实践活动服务，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公共政策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当今的改革开放，为公共政策学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题。为什么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比较低效？如何提升我国的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如何提高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水平？如何制定符合人民要求的高质量的公共政策？如此等等，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必须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在中国文化背景上来研究中国各种公共政策现象和问题，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在西方公共政策学中没有现成答案。只有将我们的公共政策学研究与整个中国政策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使我国的公共政策学事业获得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公共政策学的价值越来越被社会各个领域所认识，对公共政策学本身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实现中国公共政策学本土化发展，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理论体系已迫在眉睫。不过，我们相信，尽管中国公共政策学是后发展的学科，但只要善于总结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利用后发优势，努力推进本土化观察和研究，假以时日，我国公共政策学科必能实现本土化的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