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农民工乡村适应障碍与对策探析

摘   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在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农民工在回归乡村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适应性的障碍，这主要包括：乡村经济适应障碍、乡村政治适应障碍、乡村文化适应障碍和乡村社会适应等方面的障碍。解决这些障碍必须走“社区服务乡村，文化疏导治权”的“社区文化割据”之路，发挥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重视从农民工心态的角度解决这一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乡村适应;障碍;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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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返乡农民工适应性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数以亿万计的农民工流动是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到城市务工者越来越多，形成了所谓的“民工潮”。据人民网宏观经济数据库统:2012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与上年相比，农民工总量增加983万人，增长3.9%。[①]农民工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新现象，而农民工的返乡则是其流动现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的返乡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劳动力的利用状况，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对农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返乡，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返乡农民工通过外出务工学习，自身的素质得到了提高，从而有效的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并且, “返乡农民工学习和掌握了一定的生产经营技能，将大量的信息、管理经验带回了农村，势必会带动农业技术的发展，提高农业技术水平”。[②]

返乡农民工是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中的一支不可多得的重要力量，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认识以及相关政策和制度的严重滞后，管理跟不上等因素，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他们既要求生存，还要谋发展。农民工在返乡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障碍，这主要包括：乡村经济适应障碍、乡村政治适应障碍、乡村文化适应障碍和乡村社会适应等方面的障碍。由于农民工难以顺利回归乡村，因而出现了乡村建设的“荒凉化”，进而带来了乡镇扩张的“无序化”等连锁反应。由于他们不能够顺利融入城市后选择安于现状回归家乡，很多人在乡村适应过程中陷入迷茫和困惑之中，这很可能成为影响这个群体顺利成长的重要因素。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势必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安定与稳定。

二、返乡农民工乡村适应障碍探析

农民工在返乡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适应性的障碍，这主要包括：乡村经济适应、政治适应、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障碍，由此一系列问题，使得农民工难以顺利回归乡村，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的难点与困惑，这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end##

（一）乡村经济适应障碍

“经济层面的适应能力是指从周围环境中获取物质资源的能力，主要包括生产技能与生活技能”，[③]着重表现在对乡村经济生活参与的不足与效率的低下。“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城市的，务农的经历不多，那些跟随父母打工进城的对务农更是不感兴趣”。[④]新生代农民工大多缺乏务农经验，也不愿靠务农维持生活，对家中经济生活的安排也就失去了最终的发言权。

经济层面的适应能力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回乡创业缺乏资金支持，缺少优惠政策，抑或政策不到位。返乡农民工虽然有一定的资金基础，但是毕竟有限。因此，对于他们而言，在回乡创业过程中资金缺乏是一个普遍现象。

然而，返乡农民工中的大多数是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农民工的返乡，不但带回了资金、技术和市场信息，更带回了都市文明和现代消费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人力资本也有了提高，如何因势利导，趋利避害，解决农民工在返乡过程中所遇到的经济方面的适应性障碍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问题。

（二）乡村政治适应障碍

政治层面的适应能力表现在农民工乡村政治参与的缺失。一方面从农民工流动的动机来看，农民外出本身就是利益比较的结果，农民工本身的流动性强、流动范围广，只要能赚钱，什么活儿都干，什么活儿都揽，什么地方都去，这就造成了他们中的部分人对政治的漠视和政治参与的冷淡。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农村说话起作用的还是村中有威望，年龄在五十出头的村中男性。虽然仅是几个人，但是足以能够决定村中的一干大小事务。

对返乡农民工而言，由于他们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城市，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逐步城市化，同时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关注度、政治义务感和政治效能感，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识水平和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但因长期离开农村，对该村的实际情况和代表也缺乏足够的了解，能否行使自己的政治参与权利，决定村中经济和政治大事都要受到制约。所以他们也就缺乏深层次的政治批判和政治建设意识，过客心态表现的尤为浓烈。

（三）乡村文化适应障碍

文化层面的适应能力表现在农民工群体乡村精神文化生活的缺失，回乡后顿感业余生活单调乏味。据相关调查显示，返乡农民工在回乡后感觉最大的问题不是家庭矛盾、对村干部的意见、对村务的不满，而是业余生活单调乏味。这足以说明我们新农村建设的不足，很难用健康、积极的娱乐方式去吸引返乡的农民工,从而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产生。

这种不利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将农民工群体排斥在乡村生活之外，将农民工重新推向城市，产生一些“后农民工效应” 问题，这主要是指农民工既无法顺利融入城市，在返回乡村后，遭遇诸多难题时，也找不到顺利回归乡村的灵丹妙药，农民工所面临的进退失据的处境将把他们在城市与乡村所遭遇的问题重新带回城市，这也即为“二次城市”瓶颈，从而给我国的城市化问题带来新的挑战与难题。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返乡农民工接受了城市文明的熏陶，从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转变了观念，这将有助于乡风文明的健康、高雅、积极的发展。

（四）乡村社会适应障碍

社会层面的适应能力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对乡村社会适应能力的不足以及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漠然。具体而言，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的流动基本上是“离土不离乡”。这一时期，农民工对传统的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并没有削弱。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农民工的流动则表现为“离土又离乡”。但是，由于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使得农村人口流动偏离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农村外出人口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结构。传统的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乡村社会正在被以业缘为基础的乡村社会所取代，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正逐步削弱，不可避免对乡村社会生活参与不足，进而对乡村社会生活漠然。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⑤]农村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以村为聚集单位，守望相助，互帮互扶，人与人关系的纽带构成一幅乡村网络图，在这张关系网上，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得到来自网络上其他人的支持和帮助，这也是乡村社会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可以说这张网在构建乡村生产、生活方面有着较强的作用力。

三、返乡农民工乡村适应障碍路径选择

农民工返乡后在村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之中表现出较强的不适应性。这恶化了农民工的生存处境 ,使得他们在遭受城市排斥（指生活、社会认同层面 ,而非就业层面的同时）,又受到村庄社会的排斥,“从而陷入城市与乡村的双重排斥与区隔之中 ,成为既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的‘没有根 ’的‘游弋者’”。[⑥]面对农民工在乡村适应过程中的诸多障碍，我们应当建立一种让农民工能够顺利融入城市和自由回归乡村的健全机制，切实搞好新农村建设。

（一）坚定不移的走“社区文化割据”之路

走“社区服务乡村，文化疏导治权”的“社区文化割据”之路，以社区为平台，培植乡村社会的价值认同感，争取乡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不渝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社区文化割据”之路的总体布局。农村的改革日益深入，但是政府长期以来通过“单位”管理村民的效果在降低、成本在增加。与此同时，社区的作用在显著提高，政府当顺变而治，加快乡村社区建设，重建把社会问题解决在基层的体制机制。以社区为平台，不断提升农民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农民提供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文化建设要切合时宜，要与当地民族风情、历史传统相融合，努力创造广大农民工所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文化特质，使之真正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⑦]为广大农民工群体生产生活与交往提供思想动力与智力保障。

（二）发挥农村中的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

农村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典型的第三产业，在扩大就业，提供社会服务，展开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返乡农民工人数日益增多，这对新农村建设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所以，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村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提供服务和帮助，而是要利用好返乡农民工在技术、文化、阅历上的优势，吸纳一部分返乡农民工进入农村非政府组织中就业，使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让他们扮演外来者和引导者的角色，进行参与式的综合发展，走出一条自己的生存之道。一方面，通过外部资源的输入来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微观基础以帮助农民工提高应对各种风险与机遇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引导返乡农民工积极主动地参与农村的各项建设，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公益精神”。[⑧]

（三）构建有利的制度环境并鼓励其回乡创业

地方政府应注意对外出务工人员和回乡创业者的人文关怀，增强家乡对他们的吸引力和亲情感，并在他们回乡创业过程中，全力清除路障，打开一条绿色通道，要让回乡创业者感受到社会的承认和政府的支持。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应该进一步破除所有缺席性歧视，放宽从业限制和经营领域，保证与外商的同等待遇。在税收、工商管理等方面，应该与其他经济成分一视同仁，建立公平的法制环境，让回乡创业者进出自如，收放随心。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切实改善融资环境，为回乡创业者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地方政府应把解决资金问题作为引导和帮助务工农民回乡创业的突破口，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合创业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渠道，为务工农民回乡创业化解资金难题。最后还应当把开展创业培训作为做好动员外出务工者回乡创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注重对回乡创业者的培训，通过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将他们培养成为新型的农民企业家。

四、结 语

农村是国家的公共管理能力和社会治理资源相对匮乏的区域，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在社会转型期承受的各种压力与矛盾突出，加上长期以来公共投入严重不足以及特殊复杂的地理形势等原因，导致农村整体应急管理滞后于城市治理，缺乏应对重大社会风险和社会事件的经验和能力。建立科学有效的农民工问题的预警与应对机制，需要确立一系列政府公共治理规范。

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制约因素。因而对农民工群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进行帮助的同时，辅之以心理疏导，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

[2]袁松．新一代农民工的返乡适应困境及其原因分析[J]．创新．2009年9期．第15页．

[3]刘康．新时期农民工队伍结构变化及其社会影响[J]．农村经济．2009年第8期．第10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5]田先红．返乡农民工村庄适应的代际差异[J]．东岳论丛．2009年第7期．第49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7]汪志强、袁方成．参与式发展：草根组织生长与农村社区综合发展的路径选择——蒙城县岳东村实验观察[J]．理论建设．2006年第5期．第49—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