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丰乳肥臀》中的性别建构与操演

摘要：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主要人物的形象呈现出女性阳刚化、男性去势化这一明显性别倒错的状况。本文试以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论视角观照文本中一干人物性属特征的表现并剖析其成因，认为上述性属特征是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个体性别建构和操演的结果，而莫言创作中这一女性至上和男性去势化的书写行为则是作家本身性属身份遭遇双重困境所引发的内心焦虑感的投射。

关键词：性别操演；建构；断裂；消解；焦虑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籍作家，评委会认为“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审美旨趣。小说《丰乳肥臀》是莫言1996年的作品，在这部50多万字的小说里，莫言延续了以高密东北乡村为创作背景的传统，描写了从抗战前至文革后这一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大地之母”型[2]的人物上官鲁氏如何带着一儿八女艰难求生的故事。莫言曾数度提及该书是为他的母亲歌唱，为天下的母亲歌唱，“母亲具有大地的品格，厚德载物，任劳任怨，默默无言，无私奉献。”(杨扬 2005：52) 莫言认为他笔下的女性代表着人类“一种本原的力量”，她“是大家的母亲，几乎集中了中国所有母亲的苦难……也集所有的美德于一身。”（杨扬 2005：436）然而，笔者认为，莫言对沉默忍耐、无私奉献的伟大女性的高度认可和礼赞，是建立在作家自身固化的男性视角对女性群体的“道德预设”之上的，可以说他笔下的女性是因受苦牺牲而成就其伟大，女性的身体更是被物质化为土地而成为人类本原力量的象征。上官家的女人是莫言笔下“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来源，但是她们永远只能是生命的来源和喂养生命的源泉,她们自身的生存则不是被关心和追问的话题。

拉康曾宣称“女性并不存在”，反对将性别身份归为生物决定论的观点，福柯也在《性史》中否认了性的生物根源，性别不是人类的天然特征或既定事实，而是一个在历史、社会和文化进程中被建构起来的经验范畴。朱迪斯·巴特勒在对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探讨中，提出了性别的建构性和操演性[3]概念，认为“性别是一种最终被强行物质化了的理性建构。”（Butler 1993:2）它不是制度、话语、实践的原因，而是它们的结果，个体总是在话语的“询唤” 和引用下模仿和表演符合社会规范的“正确”性别，并在反复的操演中构建起主体的性别身份。操演中的个体无法对性别身份随意选择，只能按照权力话语的规范预设来进行演出。以这一理论观照《丰乳肥臀》中的一干人物，则男男女女，无一不是在反复的性别操演中构建起自身的“合法”性别身份。小说中的女性勤劳坚忍，充满着生命力，而相形之下，男性却大多呈现萎缩和去势化的特征，女性气质男性化和男性气质女性化这一性别倒错的局面成了小说人物形象的显著特征。传统意义上的性别二元对立被部分消解，男女的性别界限在某些方面趋向模糊。用巴特勒的理论观照这些个体，他们在社会暴力规约下的性别操演为何会出现断裂而形成了新的性别特征？而身为男性的莫言为何要展现这一模糊化的性别格局？他致力于寻找和讴歌的那种生命本原力量又是什么？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和解答上述疑问。##end##

一、被建构的女性身体和性别操演：上官鲁氏和她的女儿们

巴特勒认为，日常语言传播“自然”的理念，“生产了明确区分性别的身体的自然化概念。”（巴特勒 2009：164）当人们说“这是一个女孩”的时候，性别建构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初始的询唤受到各种权威的重复，每隔一定时间这种被自然化了的效应就会受到增强或质疑。这种命名既是对边界的设定，又是对规范的反复灌输”。（Butler 1993:8）被指称为“女孩”的主体在规范的反复灌输下被迫去“引用”性和性别规范，不断加以模仿并进行表演，以便成为那个“召唤”她的统治权力规定下的合格主体。上官鲁氏和她的八个女儿从出生伊始便被赋予了固定的性别身份，在对立的两性结构中担任从属的女性角色。女儿们一出生便因为“女性”的身份而给母亲上官鲁氏带来羞辱，她们的名字来弟、招弟、领弟……求弟昭示着她们存有的价值只是为了迎接那延续香火的男性——上官金童的到来。长成以后，丰乳肥臀的身体使她们成为了男性追逐、征用的对象，成为上官一家赖以换取食物的工具。

“性别化的身体是操演性的，除了构成它的真实的那些各种不同的行动以外，它没有什么本体论的身份。”（巴特勒 2009：178）丰乳肥臀原本只是不具性别色彩的身体特征，它们“在某个意义上似乎是在语言遥远的彼端，没有受到社会系统的标记，”然而这种身体特征“通过它们在生理性别范畴的表达，获得了社会意义、得到统一，”因而，丰乳肥臀被人们统一为女性的生理特征，当作一种“直观的”、“可感知的既定事实，”而这种“属于自然秩序”的“生理性别”实际上只是“在一组原本没有连贯性的属性上横加了人为的统一性。”（巴特勒 2009：149）这样的“强行塑造”是为了异性恋经济物种延续的需要。正如莫言自己对书名的解释：“乳房是哺育的工具，臀部是生殖的工具。丰满的乳房能育出健壮的后代，肥硕的臀部是多生快生的物质基础。”（杨扬 2005：48）丰乳肥臀这一身体形貌便是被“渗透了政治利益的语言”按其“统一的原则”而强行塑造成了女性特征。上官家的女人个个都是丰乳肥臀，也正是这些身体特征使她们被绑定在女性性别身份上，不断按照权力话语的既定规约进行表演。

在被权力话语机制所管控的性别领域，明确两分的异性恋结构为了服务于某些特定的目的而被建构起来。在东北高密农村这个特定的语境下，人高度依附于土地的自然经济和封建宗法意识形态将女性规约为种族繁衍和生产劳动的工具，性与食物提供者的角色，附着于女性范畴的这些意义被固定和规范化了，使原本不专属于女性的东西被认定为该性别与生俱来的本性，“建构‘迫使’我们相信它的必要性和天生自然的本质，”生育这一行为总是被看成是女性“天然”的“生理”过程，视作“女性独有的创造活动”（朱刚 2006：543），:是专属于女人的劳动。小说一开始，便是一幕痛苦而血淋的生育场面，已生育七女的上官鲁氏，为了上官家“种”的延续不得不忍受难产的折磨继续生养第八胎。上官鲁氏对这一性属规约的依从既有着被权力话语“暴力型塑”（巴特勒 2009：148）的成因——来自婆婆上官鲁氏的羞辱威胁和丈夫上官寿喜的毒打，也有着主体的自觉认同。“作为在强制性体系里的一个生存策略，性别是一种具有明显的惩罚性后果的表演……是一贯隐藏它自身的创生的一种建构；它是心照不宣的集体协议，同意去表演、生产以及维系明确区分的、两极化的性别的文化虚构”（巴特勒 2009：183）。上官寿喜本身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骡子”，却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妻子为上官家生儿子，生育被视同女性单方面的责任。为了完成这一性属责任，上官鲁氏不得不借种偷生，先后委身于包括姑父、江湖郎中、和尚和洋人神父马洛亚等六个男人，忍受着分娩—折磨—再分娩—再折磨的循环操演，不断从事着生育这项“除战争外最有高度死亡威胁的唯一的社会活动”（朱刚 2006：543），直到产下接续香火的上官金童才告终止。

除了生育这项“专属女性”的活动之外，在上官家，女性还是主要的劳动力和食物提供者，这一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下的性别操演成了小说中女性人物男性化的一大根源。在《丰乳肥臀》的叙事中，女人似乎比男人更加强悍能干，是家庭中真正有话语权的家长，如孙大姑、上官吕氏、当家后的上官鲁氏等，这大抵是因为该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同时扮演着食物生产者这项传统上由男性承担的角色，对于部分男性性属的操演使这些女性具有了男性气质。上官鲁氏终其一生都在为养育上官一家而拼命劳动，呕心沥血。她的女儿们跟她们的母亲一样，从小便在奶奶上官吕氏的指挥下从事生产劳动，下河摸虾，破冰捕鱼，给母亲炖汤喝，让母亲能有丰沛的乳汁供养弟弟。饥荒年月里，她们为了这个家庭的生存，不惜用身体换取食物。作为母亲的上官鲁氏，其身体本身也成了食物。这个身体把食物转化为乳汁,喂哺年幼的婴儿；饥饿年代，母亲以自己的胃囊为工具偷取公社的黑豆，回家再呕吐出来反哺给儿孙们吃，使他们免于饿死。上官鲁氏这一人物符合中国农村社会对理想女性的设定，她在女性角色的各项操演上均表演出正确的性别，其母性精神尤其为作家所歌颂。然而，母性的伟大最后在身体进入食物链被吃的壮烈中得到了最高体现，而女性牺牲自我哺育后代这一行为的原因则由于被“落实在行为者的‘自我’之内，”而使得“生产这一社会性别的政治管控和规训实践”可以“成功地不为人们所察觉”。甘心沦为食物的上官鲁氏已经完全失去了独立的个体价值和生存空间，很难说这幕展现伟大母性的演出究竟是出自独立人格的选择，还是性别规约下个体的自觉操演，因为女性身份（母性精神）的政治和话语起源在这里“被置换为一个心理的‘内核’，从而排除了我们对这一性别化主体的“政治建构及其虚构的概念进行分析的可能性”。（巴特勒 2009：179）

这种由操演所构建的性别身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不稳定性，巴特勒指出，我们“必须把性别视为一种建构的社会暂时状态(social temporality)”，而性别的建构过程有时会断裂。（巴特勒2009：184）。操演的失败在男女二元对立的异性恋框架上打开了缺口，使性有了更多的表达方式，如上官家的三姐领弟便表现出明显不同于其他女性的性别特征，

“三姐从炕上爬下来，赤着脚，毫无羞耻感地袒露着胸膛走到院子里。她跳上石榴树梢，……她侧低下头，像鸟儿梳理羽毛一样咬咬肩膀。她的脑袋转动幅度很大，脖子像转轴一样灵活，……我认为三姐骑在屋脊上时，完全进入了鸟的境界，思想是鸟的思想，行为是鸟的行为，表情是鸟的表情。”（莫言 2012：120）

上官领弟所展现的鸟性是其个体情欲的一种特殊宣泄方式，它超出了性别框架的设定，也使她成了非人的族类。“那些不能划入两种性别其中一个的身体不属于人类的范畴，它们事实上构成了非人类、贬斥者（the abject）的领域”（巴特勒 2009：145），那些“不连续、不一致的幽魂——它们也只能透过与现存的连续性与一致性规范的关系来被想象——一直是被法律所禁止、所生产的。”（巴特勒 2009：23）鸟仙上官领弟因其独特的性别特征而遭到歧视，被村民甚至自己的母亲姐妹们当成疯子和异类来对待。先是被亲人泼黑狗血，摔破头，后又被当成疯子遗弃，被哑巴孙奸污，最后在众人的注视中坠落悬崖而死。她的短暂生命充满诡异和悲剧性，不管莫言对这一生命形态的创作是源自某个乡间传说，还是一种别有深意的创作，这一人物为我们揭示了一种超越性别范畴的复数的女性的可能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并非绝无仅有，“在高密东北乡短暂的历史上，曾有六个因为恋爱受阻、婚姻不睦的女性，顶着狐狸、刺猬、黄鼠狼、麦梢蛇、花面獾、蝙蝠的神位，度过了她们神秘的、让人敬畏的一生。”（莫言 2012：120）这些乡人眼中怪异的女性，不像女人，甚至不像人的“女性”，都是超越了“社会默许而持久存在的异性恋矩阵假定”的多元性别身份存有，她们的存在是对异性恋格局的挑战，因而被视作非人的异类而排斥在人类群体之外。

二、失败的引用和断裂的建构: 去势化的男性

巴特勒认为，所谓稳定的性别只是一个假象，因为在建构的过程中，主体总是要不断被维持这种重复本身的实践所取代。更重要的是，理想的身份和性别本身是不存在的。不管主体如何努力想要获取某种自然的、合法的和永久性的性别身份，性别的建构始终是保持开放或处在过程之中，所有的建构实践都是具有语境性、不确定性和变动性的。理想性别状态本身的虚幻性和语境对权力话语引用的失效使得性别建构中的表演和模仿可能出现失败。

纵观莫言小说中的一干男性形象，大都有着生理和精神方面的残障，呈现一种去势化和孩童化的面貌。正如莫言所说：“我觉得这个世界的秩序是女人建立的。男人只是一群顽童……”（杨扬 2005：436）小说开篇上官福禄和寿喜这对父子为难产的驴子接生的一幕便充分曝露了这两个男性身体的无能和精神上的“孩童化”。身体形貌上，上官父子“秀气的小手，没有力气，轻飘飘，软绵绵，灯心草，败棉絮”，毫无男性的威严和力量；而“咧嘴，龇牙，活脱脱一对难兄难弟，宛如踩在一条翘翘板两端的两个孩童” （莫言 2012：11）则是对父子俩幼稚化精神面貌的表述，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软弱使他们失去了男性家长的权威，完完全全依赖、听命于上官吕氏。而吕氏对他俩也完全是一种母亲对孩童的态度，“捏脖子”、“拎起来”、 “叱几声” （莫言 2012：11），再一次凸显了上官家阴盛阳衰，男性性别特征丧失的局面。

小说的叙述者和男主人公上官金童更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童，一个叼着母亲的奶头长大的恋乳痞患者，7岁时为了抗议母亲对他强行断奶而投过河，直到十几岁他还除了母乳之外不吃任何别的东西，一吃别的食物就吐。当他长大一点以后，见到任何一个年轻女性就会升起一股不可遏制的欲望，想要去抚摸吮吸她的乳房。直至成年他对性的理解仍停留在孩童的水平，虽然没有生理缺陷却不能进行正常的性行为。以巴特勒的视角来看，这一个体在性别操演和建构过程中出现了极大的断裂，是暴力规范对个体 “性别管控” 的一个失败的例子。

这一失败有很复杂的原因，最根本的一点是构建其性别身份的语境特殊性。作为性别操演的产物，社会法则要求男人控制女人，掌握两性关系中的话语权。然而对金童来说，作为男性权力象征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是缺席的，名义上的父亲上官寿喜在他出生当天被日本兵砍掉了脑袋，亲身父亲马洛亚也在金童满百日那天跳楼自杀。上官家里除了比他小一辈的侄儿们外没有年长男性。独特的家庭环境使他在成长过程中无法从年长男性那里继承和沿袭传统父权话语规范，也无法通过学习和模仿来确立和巩固这套权力话语机制。巴特勒认为个体性别构建的过程是一个“暴力形塑”的过程，而父亲的缺席和母亲上官鲁氏的过分溺爱使他在婴幼儿时期几乎未曾经历“暴力型塑”，独占母爱直到长大成人，某种意义上，他似乎从未离开过母亲的子宫。母亲和上官家对他的纵容使性别法则和权力机构对他的性别构建一直未能成功，正确的性别操演亦无法进行。

其次，性别的管控实践需要“通过一致性的性别规范矩阵，生产一致的身份”，而上官金童所展现的性别风貌大都是与其生理性别不一致的非男性特征。在学校里他表现出其他男孩不具备的“出众的记忆力和良好的音乐素质”，但在遭受男孩们的欺负殴打时，他却“爱哭、胆小、懦弱，像一只被阉割过的绵羊”（莫言 2012：365），甚至还不如小侄女沙枣花勇敢。社会管控“对性欲的异性恋化，需要并创建了‘阴柔’和‘阳刚’两个明确区分而不对称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其中两者又被理解为‘男性’和‘女性’的外观属性。”（巴特勒 2009：23）金童的性别风貌显然更多偏向于阴柔而非阳刚，更偏向于女性而非男性，而性别矩阵要求“那些社会性别风貌不符合生理性别的身份，以及欲望的实践并非‘根据’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而来的那些身份”不能“存在”。正因为金童所表现的性别身份没能符合“支配文化可理解性的规范”，他“从这个范畴来看只能是发展失败的例子，或者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巴特勒 2009：24）

金童九岁那年曾在高密东北乡一年一度的“雪集”上当选为独一无二的“雪公子”。雪集是当地一种古怪的风俗，一种沉默的、怪异的群众集会。雪集上的人不能使用语言，一切语言都是对大自然神秘规矩的破坏，将招来灾祸，所有赶集的人都暂时性的失语：

“在“雪集”上，你只能用眼睛看，用鼻子嗅，用手触摸、用心思体会揣摸，但是你不能说话。至于说话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说，仿佛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心照不宣。”（莫言 2012：303）

“雪公子”是人人羡慕和尊敬的荣誉，标志着当选者的纯洁和与神秘大自然的沟通，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摸遍雪集上所有女人各式各样的乳房。具有高度隐喻性的雪集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展现了人类情欲的一种自然状态。语言的禁忌使社会法则和道德规约的界限消失了，而代表母亲的乳房却没有缺失，对上官金童来说，这个没有缺失、混沌一片的完美世界跟拉康的实在界有几分相似。这里没有权力的引用和对个体的询唤，也没有个体的操演和性别构建。在这种为普通百姓所认同的“反语言精神”默许之下，上官金童的性和情欲表现为一种暧昧的含糊不清的情绪，他真正的性别无法在语言和社会范畴中被发掘和建立，他也从未成功地表演出男性的合格性别特征，因而他的性别操演一直是失败的。不过，金童这类身份的“持续存在和增衍”，恰恰暴露了异性恋矩阵的“局限以及它的管控性目的”，从而在“这个矩阵的框架里，打开了一些可与之抗衡、具有颠覆性的性别无序矩阵。”（巴特勒 2009：24）:

三、解构的意义：统治的消解和生命（创作）力的解放

人类学家盖尔·鲁宾提出: “性领域有其自身内在的政治、不公正性和诸种压迫方式。与人类行为的其他方面相同，性的具体结构形式在任何既定时空之下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它们充斥着既是蓄意又是偶然的利益冲突和政治操纵。在此意义上讲，性总是政治性的”（斯巴格 2005：30）。莫言通过对女性生命力的颂扬和对男性的去势化书写解构了中国社会的宗法式父权神话，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性领域的利益压迫和政治操纵，这一颇具文化突围意义的举动背后则是作家内心的双重焦虑：一是中国的特殊政治语境导致作家本身性别操演断裂所引起的身份焦虑，二是艺术家的创造力被其固化的男性身份遏制带来的焦虑。为了抵制焦虑，莫言借由创作来消解权力话语的统治，并通过对女性气质的认同来解放其被遏制的创造力。

在解释自己的小说为何总流露一种“女性至上”主义，而笔下的男人则都是病态而软弱的时，莫言承认上官金童的懦弱其实是他自己的精神投射，并且认为这是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弱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阉割和话语禁制使当代知识分子呈现一种集体去势的面貌，邓小芒曾评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灵魂深处都有一个小小的上官金童。”莫言说这话让他很感动，“慢慢地感觉到对一个男人来讲，懦弱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懦弱使我们不敢坚持真理，也不敢坚持自我……”要改掉这一点，“那就是经常要受到提示，包括别人的提示、自己的提示，但到了关键时刻还是退缩。我想懦弱这个东西有它正面的一些好处，确实可以息事宁人。”[4]

莫言认为勇敢，坚持真理，坚持自我是男性的必要素质，否则男性身份便无以确立，这是莫言对异性恋框架下男性规范的自觉遵循，为了保持这一稳定的性别身份，莫言需要在社会法则的一再询唤和引用下进行反复操演，即“收到提示，包括别人的提示，自己的提示”，然而在中国文化界这一特殊语境下，另一维度的红色政治权力话语的介入使得这一操演变得复杂，一方面异性恋话语要求身为男性的莫言勇敢直言，而另一方面政治权力话语要求身为知识分子的莫言缄口莫言。无力挑战红色政权的话语暴力，莫言选择了“息事宁人”的生存之道，转而将自身性别操演中这一巨大断裂所引发的焦虑投射于小说创作之中。在《丰乳肥臀》的封面语中，莫言这样评价这部作品：“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

此外，这一女性至上主义的创作背后还可能隐含着作家自身的艺术创造力受其固化的性属身份遏制而产生的焦虑。伍尔夫曾经说过：“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有两种主宰力量，一种是男性因素，另一种是女性因素；在男人的头脑里，男性因素胜过女性因素；在女人的头脑里，女性因素胜过男性因素……一个纯粹男性的头脑和纯粹女性的头脑都无法创造。”（伍尔夫 2003：85）当男性作家莫言头脑中的男性因素压倒女性因素时，其艺术创造力便会受到局限，而作家天生的敏感使他总是下意识去寻找摆脱性别束缚，解放创作力的“生命之源”。莫言在解释《丰乳肥臀》这一书名时曾谈起青年时期在一节美术欣赏课上所看到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座母系社会时期的人体手工石雕像。“乍一看这雕像又粗糙又丑陋：两只硕大的乳房宛若两只水罐，还有丰富的腹与臀，雕像的面貌模糊不清。”然而每当作家回忆起这尊雕像，就会感到“莫名的激动，就感到跃跃欲试的创作的冲动，就仿佛捏住了艺术创作的根本。……我渐渐地感到，有一种东西像气像水又像火焰……那种不可言说的东西似乎可以言说了，那感动着我冲动着我的给我力量的是一种庄严的朴素。这实际上也是伟大艺术的魂魄，庄严朴素的创作者不接受任何‘艺术原则’指导，不被任何清规戒律束缚。”（杨扬 2005：47-48）诚如莫言所言，艺术创作只有“不接受任何原则的指导，不被任何清规戒律束缚”，才有源源不绝的生命力。这里的“艺术原则”和“清规戒律”可以作多重理解，既指涉政治领域意识形态对作家的话语禁制和规戒，又指涉其固化的性属身份对作家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遏制与束缚。只有主体的性别身份成为一个开放的涌动的意义之源，才能不断生发出新的机遇和生存空间，艺术的创作疆域也随之得到拓展，这种性别统治消解而带来的巨大生命力或许就是莫言在观看雕像时所感到的那种“像气像水又像火”的庄严朴素的艺术本原力量。

结语

小说《丰乳肥臀》中的女性大多对其性属规范表现为无意识的屈从和自愿的牺牲，对女性既定性属的操演和固化使这一群体失去了发掘自身更多生存空间和主体价值的可能性。莫言对苦难的女性尤其是母性特质的歌颂表明其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上认可了小说中女性所依循的性别规范，即将女性视为从属于男性的道德预设。而莫言本人在其认同的性别规范形塑下的操演却因遭遇红色政权的话语禁锢而屡遭失败，导致了性别构建过程中的断裂。小说中女性男性化和男性女性化这一性别倒错的局面便是作家对自身性别操演断裂，男性主体地位消解的焦虑投射，而莫言对被视为生命力之源的女性气质的渴望和崇拜，则反映了作家本人希望消解性别领域的暴力统治对生命的固化束缚，从更开放的生存空间中汲取创作力的主观意图。

引用文献：

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1993.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莫言：《丰乳肥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塔姆辛·斯巴格《福柯与酷儿理论》，赵玉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杨扬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9.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