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身份角度看阿袁与张爱玲小说

摘要：作家文化身份的异同，使其作品表现出差异性和相似性。一方面，阿袁和张爱玲相同的女性身份，使其小说具有相似的女性意识，表现为相似的作品题材、对女性劣根性相似的态度、擅长女性心理描写。另一方面，阿袁当代学院作家的文化身份，张爱玲出身官宦之家、极富传奇色彩的现代作家的文化身份，使其作品呈现出差异性，表征为小说背景、内容、意义、人物、艺术风格的不同建构。

关键词：文化身份；阿袁；张爱玲；女性意识；差异性

阿袁凭借《郑袖的梨园》、《鱼肠剑》、《子在川上》等10余部作品，得到文坛的一度关注与好评。评论家藏策曾评：阿袁的小说有着张爱玲、钱钟书式的文风，文字很华美，更独具着张爱玲式的神韵。①阿袁叙事用喻诙谐，古典诗词信手拈来，这一点与钱钟书有相似之处。然而，与钱钟书关注知识分子在文化转型时期精神冲突的趋向不同，阿袁作为女性作家，更关注女性、家庭与婚姻，并且对此所持的悲观态度，与张爱玲相似。从文化研究立场来看，诸多似与不似都与他们的文化身份内涵异同相关。

一、女性身份与作品的相似性

在文化理论中，身份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身份的塑造是不断的与“非我”（not-sef）或“非自我”(non-identity)——外部世界——的互相作用。②这里包括两层意思：身份既是个体的自我确认，又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身份的内涵大体有民族、族群、种族、阶级、性别、宗教、

作者简介：余艳（1981-，女，汉族，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文学与文化。通信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市良路1342号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邮编511483，电话15992468514，电子邮件yuyan0514@163.com)

职业、语言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层面。身份的文化内涵，即文化身份，它囊括多个方面的内容，民族、族群、种族、阶级、性别、宗教、职业、语言都可纳入文化身份的范畴。身份虽是动态的，文化身份却是长期塑造的过程。文化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是一种集体意识，是一种集体的共同文化，经由相当长时期的积累、沉淀而成。作为拥有相同文化身份的群体，具有一些相似的文化身份特征，作家的文化身份表征于其文学作品。

从文化身份的性别内涵出发，女性作家作品具有相似的女性意识。大而言之，女性作家总体上较少直接关注宏大的社会历史叙事，多描写爱情、家庭、婚姻，大多擅长描写女性心理，或通过对爱情、家庭、婚姻点的叙说，以小点悟人生、见社会大面。这与男性作家有较明显的不同之处。大部分男性作家并不执着于抒写爱情与婚姻本身，即使同样写爱情，男性作家也是言不在此。鲁迅的《伤逝》，爱情故事终极指向爱情与社会的关系；郁达夫的《沉沦》，重在写男性的性苦闷与人生苦闷；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受戒》，纯美的爱情只是桃花源这个理想世界的美好注解；钱钟书《围城》的情爱追逐只是知识分子精神自我围困的诠释；莫言“红高粱系列”热烈激荡的情爱也是红高梁般民族性格的表征；陈忠实《白鹿原》的爱情更多地被表述为女性繁衍后代的使命与男性的欲望满足，等等。而纵观中国现当代的女性作家，冰心、杨绛、庐隐、苏青、舒婷、张洁、池莉等等，没有一个不写爱情、婚姻与家庭。即使曾向宏大叙事、理性、男性视角转型的女性作家，如王安忆、徐坤等，也曾在创作早期的较长时期以爱情、家庭、婚姻为主要题材，站在女性角度抒发人生情怀。新时期的女性作家，如陈染、林白，以及所谓用“身体写作”的棉棉、卫慧等新生代作家，更是以其私人性话语与女性的个体体验突显了女性意识。##end##

阿袁与张爱玲也不例外，其女性身份，使她们的作品在“女性角度”方面有相似之处。

1.作品题材的相似。

从时间维度看，张爱玲生于1920年，主要创作于40、50年代。该时期的现实社会新旧交替，战乱频繁。文学界革命文学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并驾齐驱，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同时并存，文学主流继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传统，为民族解放大业而努力。此时的小说界，姚雪垠撰写抗战题材的《长夜》，茅盾忙于社会剖析与世情讽刺，写出了《腐蚀》，巴金、老舍、沈从文、钱钟书忙于对民族历史与现实进行文化探询与反省，写下了《憩园》、《四世同堂》、《长河》、《围城》。如此宏大的社会背景，充满动态的社会画面，在张爱玲的笔下是隐形的，隐于人物命运的背后。张爱玲也没有像大多数同时代作家在创作中“以小见大”——从饮食男女的小场景中写出大时代来。她醉心的只是女性、爱情、婚姻本身而已。《心经》、《金锁记》、《倾城之恋》、《连环套》、《红玫瑰与白玫瑰》、《茉莉香片》、《相见欢》，无一不是围绕爱情、家庭、婚姻。即使透过这层外衣，也仅是女性的欲望与挣扎、期盼与无奈，爱情的虚无与凝重。

阿袁生于1967，2001年开始小说创作。在文学多元化的时代，阿袁的创作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小说、新生代小说粉墨登场，网络小说、超媒体文学、影视文学共享繁荣，有的作家走向世界，有的作家回归传统，有的作家走向市场，有的作家奔赴学院。阿袁没有去追逐热闹的文坛，她创作之初本着原初的女性意识，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情感体验。《蝴蝶行》、《虞美人》、《俞丽的江山》、《郑袖的梨园》、《老孟的暮春》、《汤梨的革命》、《鱼肠剑》、《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小颜的婚姻大事》、《看红杏如何出墙》等，讲的全是学府大院男男女女的爱情、婚姻与家庭。

2.阿袁与张爱玲在作品中对对女人、爱情、家庭表现出相似的悲观情怀。

女性作家作品题材相似，内涵却各有不同。冰心早期的作品《超人》、《烦闷》、《悟》等大多是对美好情感的赞颂与呼喊；杨绛晚年回忆亲人家庭生活的散文《我们仨》，充满了温情的平和淡然；张洁早期的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一曲理想爱情的悲歌，突显的是作家对理想化的爱情的认同与追求；王安忆早期的创作被称为“青春自叙传”时期，大都以优美的抒情笔调表现对理想、爱情与美的追求。纵观大多数女性作家，即使后期作品转型为深刻、凌历、理性、批判，早期都带有与生俱来的女性意识，对爱与美的追求。然而，阿袁与张爱玲从出道之初，作品中都没有这种美的抒写，显现更多的是对女人、爱情、家庭表现出相似的悲观情怀。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无一不是悲剧意味的。散文《爱》里生于小康之家的生得漂亮的女孩子一生被人辗转贩卖，备受欺辱；《金锁记》的七巧一生备受情欲与财欲的折磨，扭曲了人性，破坏了自己本应最爱的儿女的幸福；《连环套》里的霓喜自认聪明漂亮，终究只能无名无份屈身于流水般的男人；以结婚收尾的《倾城之恋》，在张爱玲看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本不过是无奈的选择；《十八春》里，为养活家人做舞女的曼璐，年龄渐长后先被家里人嫌弃后被老公嫌弃，美丽善良的曼桢被姐姐、妈妈合谋为姐夫生下了儿子，翠芝到底嫁给了互不相爱的世钧。

与张爱玲相比，阿袁笔下的女性命运没有那么凄婉悲惨，但同样是灰色的、无奈的、苦闷的。郑袖（《郑袖的梨园》）的后母情结，使她醉心于报复的快感，背后却是不堪痛楚的童年记忆，戏台灯火阑珊之后的凄惶与寂寞；汤梨（《汤梨的革命》）玩了一场形而上的情感暧昧，被自己的闺蜜演绎之后，老公提出了离婚；贤惠聪明的女博士孟繁（《鱼肠剑》）十几年的婚姻和13岁的女儿，依然败给了风情漂亮的吕蓓卡；四十来岁的女博士沈单单（《老孟的暮春》）放低姿态想下嫁被妻子抛弃的老孟，千回百转也未能如意；俞丽（《俞丽的江山》）因朱小七的投其所好，劝说从不收女弟子的老公收下了朱小七这个女研究生，却促成了师生的暧昧关系。俞丽悔恨交加，自食苦果。

两位作家创作之初就与大多数女性作家创作之初描写美好不同，从她们的文化身份内涵，可看出一些端倪。张爱玲出身官宦之家，高贵优雅与生俱来；童年缺乏家庭之爱，冷僻孤傲；后入读香港大学，接受西方文学的现代主义思潮；正值年华爱上胡兰成，倾心深爱却遭遇非良人。种种因素造就张爱玲对爱与人生残缺的俯视与痴迷，如华青春时就写出了苍凉凝重的《金锁记》（1943年，23岁）、《连环套》（1944年，24岁）、《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年，24岁）。阿袁的生活轨迹非常简单，从学校到学校，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教南昌大学中文系，典型的人文知识分子女性，具有女性的柔美情怀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探讨知识分子女性的精神生活，显得顺理成章。阿袁生于1967年，35岁开始创作，跳过浪漫美好的“青春自叙传”时期，直接进入到冰心、张洁、王安忆等许多女性作家创作的第二个阶段：理性思考爱情婚姻下的女性命运和价值。青春时期认为完美的爱情、婚姻、家庭一旦遭遇理性地解剖与岁月的考验，渐近中年的女性作家开始看出了其华美外衣下的弱不禁风，以及身在其中的女性的无奈和苦闷。

3.两人对女性心理都进行了赤裸地剖析与嘲讽。

两位女性作家擅长女性心理描写。不管是张爱玲的作品，还是阿袁的小说，女性心理描写都占有一席之地，两人精于剖析、嘲讽女性心理的阴暗面。张爱玲除了在小说中嘲讽曹七巧的“贪”，霓喜的“不自知”、娇蕊的“天真”、曼桢的“善良”，还有大量关于女性的论断。“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③“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④

阿袁的女性心理描写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事进程的最佳推手。阿袁的小说极少人物的直接对话，故事冲突多是人物的心理较量，大篇幅的心理描写交待了人物的关联以及事件的前因后果。大量描写心理的文字铺排，大多揭示知识分子女性的善妒、清高、虚荣、虚伪、斤斤计较。如：

这一次陈小摇算是彻底看透了吴敏——从前自己真是小看她了，以为她嬉笑怒骂，没有心机，其实呢，人家是大隐隐于市，借青天白日，暄暄市声，隐她刀光剑影，她绝对是高手，是一只大蝴蝶，只是这只大蝴蝶成了精，修炼成了人形。难怪她能迷惑马群，也差点瞒过了陈小摇。她哪是在夸朱乐耕的锦绣前程和陈小摇的慧眼识货，那些都是表面的幌子，是用来迷惑陈小摇的，她真实的用心是要糟践朱乐耕，糟践朱乐耕就是糟践陈小摇。可为什么要糟践陈小摇呢？表面似乎是没有道理的，陈小摇是那么温和的一个人，从不主动做什么呢？但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怨恨要讲什么道理呢？一个女人过分妩媚了，或者过分被男人溺爱了，或者正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只要只占了其中的一条，就足以让另外的女人牙痒。再说，朱乐耕本来是块黑不溜秋的石头，曾经滚到了多少女人的脚下，谁都有机会捡起它的——或许那块石头，最初就是滚到吴敏脚下的，他们是老乡，是最有共同语言的，也是最有可能发展成为恋人的，可从前的吴敏不是没弯腰吗？不仅没捡，这后还对他对飞起了一脚，把它踢到了陈小摇的身边。可谁能想得到呢？这块黑不溜秋的石头剖开来，竟是价值连城的卞氏玉！⑤

二、文化身份差异与作品差异

作为女性的身份与生俱来，以女性意识为女性文化身份的显在表征。此外，文化身份内涵丰富，是民族、族群、种族、阶级、性别、宗教、职业、语言等等因素的融合。一方面，文化身份是长期塑造的；另一方面，又是流动的，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化。斯图亚特·霍尔就指出，“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⑥这种流动性，一方面表现为群体内部的分化，另一方面表现为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征。阿袁与张爱玲分属于两个时代的作家，其成长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不同，其学识背景也不同，因此，两人文化身份内涵的差异性，表现为其作品的差异性。

文化身份差异的形成，与个体有关，也与外部世界有关。张爱玲官宦名门世家的出身，以及情感受挫的人生经历，让她生就俯看芸芸众生的清高孤傲气质；大户人家的生活环境，从小耳濡目染，加上天生机敏，她非常熟悉各阶层尤其是上流家庭的生活，看透其中玄机。张爱玲成长创作的20年代至50年代，是烽火硝烟、社会时局急剧动荡的年代，平常人家大都过着不安生的日子。动荡社会、百态人生是张爱玲所处时代的特征，物质繁华、精神匮乏是阿袁所处时代的概括。物质的充裕，人们开始关注精神生活。作为大学教师的女性作家阿袁，聚焦女性精神。她大学中文系教师的学院作家身份，也使她的作品在题材、人物、艺术表现形式方面呈现出与张爱玲截然不同的学院风格。

1.小说背景：都市人家——大学校园

阿袁和张爱玲在小说中都略去了宏大社会背景的描述，直接讲述故事。与出生农村的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张爱玲的小说没有农村题材，即使主人公来自农村（如霓喜），故事也发生在城市。她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上海的大户人家或有脸面的人家，或者与这些人家沾边的人家。《金锁记》里的姜家、《倾城之恋》里的白家、《连环套》里的印度人英国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王士洪家、《十八春》里的沈家，等等。相应地，张爱玲的故事大多人物众多，伴有人生辗转跖荡起伏，故事性较强。而阿袁，同大多数学院作家一样，她选择了最熟悉的生活工作环境——大学校园作为主要描写对象。迄今为止，阿袁创作的十余部小说，绝大多数是以“师大”——某师范大学为主要背景。描写的人物也大都为“师大”的教师、领导、学生，其中又以“师大中文系”的人物为最多。与之相应，阿袁的故事情节、人物相对单一，大多是高校知识分子情感生活的片段。

2.小说内容：女人的战争——女人与女人的战争

如果用“女人的战争”来形容张爱玲的小说，那阿袁的小说是“女人与女人的战争”。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不管是出自大户人家还是底层社会，她们的对手不仅是男人、女人、家庭和婚姻，更多是女性对自身本性的对抗，但大多无一幸免，一败途地。曹七巧被虚荣的哥哥嫂嫂嫁入了大户人家，先做了虚荣的牺牲品；为了享有财产忍受情俗折磨，又做了贪婪的牺牲品。霓喜本有望嫁给她其中的一个男人，但败在不识实务，不会见好就收。男人冷淡她时，她勾搭另一个男人找回自信；男人宠爱她时，她又有非分要求。霓喜的苦果，起因还是自己的虚荣与贪婪。

阿袁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高校的知识分子女性，故事冲突发生在女人之间。知识分子女性的战争，不是“冷兵器时代”的血肉相见，而是现代战争——不见刀光剑影，却见硝烟弥漫。表面是轻描淡写的对话，心里却是精确地逻辑推理或愁肠千结、翻江倒海。陈小摇（《蝴蝶行》）妒忌美貌的小瞿，拒绝与她交往，表面却更加地礼遇与客气；吴敏妒忌陈小摇的老公破格成为了教授，千回百转地告诉陈小摇，她老公不过是“四栋一半的花姑娘们”踢出来的石头。即使是《老孟的暮春》题名男性，依然是三个女性高手过招。青春性感的江小白、离异的漂亮少妇朵朵、才华出众的女博士沈单单各出奇招，或赤裸裸地色诱，或温柔地暗示，或曲径通幽。俞丽和朱小七（《俞丽的江山》），郑袖和师母朱红果、叶青（《郑袖的梨园》），虞美人和陈果（《虞美人》），孟繁、吕蓓卡、齐鲁（《鱼肠剑》），无一不是女人间的战争。女人争夺什么呢？不全是男人、爱情、婚姻和家庭。阿袁通过“战争”写出了女性的天性——善妒、虚荣、心胸狭窄、虚假，即使是大学教师高级知识分子女性仍然如此：“吴敏最爱说的是师大那些漂亮女人的丑事，陈小摇最想听的也是师大那些漂亮女人的丑事，两人你凹我凸，一拍即合。”“但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怨恨要讲什么道理呢？一个女人过分妩媚了，或者过分被男人溺爱了，或者正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只要占了其中的一条，就足以让另外的女人牙痒。”⑦

张爱玲笔下的“女人的战争”，女人都以失败告终。阿袁笔下的“女人间的战争”，有全军覆没的，也有个别胜出的。从这个情节处理来看，对于揭示女性劣根性这一主题，欠缺了深度。如貌美的女博士吕蓓卡最终靠宋朝的博士论文毕业，不动声色抢了孟繁的前夫，不留余音太过完美。

3.小说人物：男人的“在场”——男人的“不在场”

在女人战争中，张爱玲笔下的男性不仅“在场”，而且形象丰满。范柳原（《倾城之恋》）的潇洒、风流、孤独、玩世不恭；沈世钧（《十八春》）的软弱、善良；传庆（《茉莉香片》）的自卑与怯弱，等等。

相较而言，阿袁笔下的男性是有些“不在场”的。每篇小说中都有男性，作为老公、情人、导师、同学的陪衬身份出现，但形象或模糊、或单一。老孟（《老孟的暮春》）不主动不言语不动声色，最后被情欲俘虏；陈安（《俞丽的江山）、孙东坡（《鱼肠剑）表面专注学术、温和稳重，仍拒绝不了“美人”诱惑。阿袁笔下的男性或书生意气，或其貌不扬，或才华横溢，终免不了美色当前不受诱惑。

按照德里达的理论，“不在场”的“能指”同样具有“所指”的多种可能性意义，就像中国画的“留白”，意味悠长而深远。阿袁笔下的男性影影绰绰，柔若无骨，形象相似，像“不在场”，又少了“不在场”的意境。

4.小说意义：人生之悲——生活之悲

同样是悲，张爱玲与阿袁的悲也有不同。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悲，多是人生悲惨的命运，人生的大起大落，既是身体上的磨难也是精神上的悲苦，伴随着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阿袁作品中的女性的悲多半是知识分子女性年华渐老，对青春爱情的渴望，对逝去青春、魅力渐减的畏惧，对爱情婚姻的缺乏信心。如果说张爱玲的悲是穿透骨髓的透彻的悲凉，阿袁的悲是物质生活充裕，精神生活丰富的知识分子女性特有的悲，无关物质人生，只是生活调剂。

悲的意味有别，也与悲的成因有关。张爱玲的人生之悲是切身体会，有切肤之痛、荒凉凝重之感；阿袁的悲是精神生活之悲，并非命运转折，更像在平静生活贱起的些许波澜中自悲自怜，自怨自艾。

归根究底，人生之悲、生活之悲，终究是作家对人性的悲悯——人性的虚荣、贪婪、善良、善妒……对于人性的揭露，张爱玲叙写的辗转人生更见深度。

5.艺术风格：犹抱琵琶的温婉含蓄——一针见血的冷漠犀利

张爱玲的艺术表现形式就如她的身份，高贵优雅的千金小姐缺失了本应有的万千宠爱，于是少了冰心、杨绛般的优雅与美好，多了几分冷漠与犀利。她不紧不慢地讲着饮食男女的故事，冷不防地一针见血。在她看来，女人以身体悦人与以思想悦人，本质是一样的；女人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得不到女性的尊重；“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男人当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也还污了刀。”⑧阿袁作为大学中文系教师，深谙古典文学和中国传统审美精髓，加之生活在波澜不惊的和平年代，行文自始至终温婉含蓄，偶尔加点钱钟书式的诙谐讽刺。其笔下的故事情节、人物设置简约，时间跨度短，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大多日常生活琐事、饮食男女的情感起伏。如《蝴蝶行》，两个都不漂亮的女教师陈小摇和吴敏是饭友，情场屡次失意的朱乐耕被吴敏介绍，成了陈小摇的丈夫。后朱破格成为教授，陈小摇与吴敏都互不待见。《虞美人》，讲的是离婚的虞美人与与旧友陈果重新旧好，扰乱了陈果夫妻的生活。

张爱玲千金小姐的身份，使她醉心于描写大户人家华美的衣饰、器物、小资情调，这为她的故事凭添了真实感和历史沧桑感。这于阿袁是没有的。阿袁的艺术表现形式一如她的学院作家身份，一派浓郁的书卷气息。张爱玲的华美在布景，而阿袁的笔下几乎是没有布景的，只有“戏台”。仿阿袁的话说，几个三高（学历高、年龄高、智商高）的女人在戏台甩水袖，女人和水袖即是布景又是主角又是观众。阿袁的华美在语言——古典意味的华丽——几乎每部小说都有古典诗词的妙用。如：

老季是北方人，长得也很北方，一米八几的个子，又黑又粗糙的皮肤，和孙东坡对比了看，简直是一个是枯藤老树昏鸭，一个是小桥流水人家。

——鱼肠剑⑤189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壁颓垣。这是杜丽娘的伤悲。可杜丽娘的伤悲还是如花美眷的伤悲。俞丽呢，却只剩下似水流年了。只剩下似水流年了。

——俞丽的江山⑤76

   艺术风格的差异，也带来读者群的差异。同是饮食男女的故事，张爱玲的受众之多已是不争的事实；而阿袁同大多数学院作家一样，其读者群有局限性，主要受众应为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

结  语

张爱玲的作品是现代文学的经典。阿袁继承了张爱玲描写饮食男女的小资情调，并将钱钟书引经据典、诙谐嘲讽的文风与自身古典文学修养、女性气质融合，沿着探寻知识分子精神之路，创作出了别具特色的文学作品。阿袁还在继续创作，并在突破学院作家身份的局限，努力寻求变化。如《锦绣》、《米红》、《绫罗》关注了农村题材，《姹紫嫣红》关注普通小市民，《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子在川上》进行了以男性为主角的尝试，《米红》开始有更形象直接地对话描写，古典诗词的运用也更为自然贴切，等等。

从文化身份角度比较阿袁和张爱玲，意不在比较两人的文学成就，而旨在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分析两者异同和异同的成因。文化身份作为文化研究领域的术语，被广泛运用于全球化背景的民族文化认同与认同危机。而文化身份的丰富内涵不仅包括民族、种族，而是民族、种族、阶级、性别、宗教、职业、语言等等因素的融合。同时，文化身份是个动态的概念，既是长期塑造的，又是变动不居的。长期塑造是指文化身份的形成过程，变动不居是指文化身份在不同时空语境下的变化。这就为比较不同时空语境下的作家的文化身份提供了合理性。由文化身份而论及作品，有助于我们全方位地理解作家作品，同时又不落庸俗社会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窠臼。

参考文献：

（1）藏策评阿袁[J/OL]，藏策，http://www.cphoto.net/Html/syll/ztlt/zc/155414518.html，2009-4-7.

（2）文化研究导论［M］，雷恩.鲍尔德温等,陶东风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231.

（3）谈女人，张爱玲，张爱玲全集［M］，长春出版社，2002.1.

（4）（8）倾城之恋，张爱玲，张爱玲全集［M］，长春出版社，2002.1.

（5）（7）蝴蝶行，阿袁，郑袖的梨园［M］，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6.

（6）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A]，斯图亚特·霍尔.，罗刚、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8.

（9）当下作家的分化与重组［J］，雷达，小说评论，2010（4）.

（10）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戴锦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9

（11）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231.

On novels of Ah Yuan and Ailing Zhang from the viewpoint of cultural identities

Abstract: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writers’ cultural identities make the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y is shown on their work. On the one hand. The novels of Ah Yuan and Ailing Zhang who are both females have similar female consciousness which is reflected on similar work theme, similar attitude to the female evil and excellent description of female psychology. On the other hand, Ah Yuan is a contemporary college writer and Ailing Zhang who was born in official’ family is a legendary modern writer. Due to the different culture identities, their work presents differences in the background, content, meaning, character and different construction of artistic style.

Key words: cultural identity, Ah Yuan, Ailing Zhang, female consciousness, dif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