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协商民主思想的启迪

——论平衡与协商民主制度的健全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研究了邓小平同志的协商民主思想，让群众“出气”，干部听得进，要沉住气；要提倡让群众讲真话、讲心里话、讲实在话，这需要靠制度来保证。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敢讲真话，反对讲假话，保持好党和政府的形象，让人民群众满意。这些是协商民主制度健全的前提、根本和核心所在。至今仍是指导我们健全民主政治、协商民主制度十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思想。

【关键词】邓小平协商民主思想  指导意义  关键所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协商民主制度，是科学的、正确的。我认为这说明这个制度是有的、是好的，但不健全。邓小平同志一向重视民主政治和制度建设，特别是在重新恢复工作的1979年前后，就着手研究党和国家的制度改革和建设。他深刻总结了十年“文革”灾难性的后果，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在“文革”十年里，人民政治协商被取消，封建主义的余毒十分盛行，个人独断，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被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被打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防止“文革”的悲剧重演，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从制度建设着手，并大胆改革，使中国走上民主和法制的正确轨道。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这是根本性的、全面性的，只有制度才靠得住！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对于建设好、健全好协商民主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和实践意义。

一、让百姓出气，是党的一贯作风

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中，最为杰出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同志。他们最能体会百姓的意愿、基层的意愿，一切从百姓的利益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情绪中发现党的工作之不足。在延安时期，一位陕北农民骂毛泽东同志，当地干部要将他抓起来严肃处理。毛泽东同志得知后亲自上门调查询问，方知征粮过多，让陕北百姓家中粮食不够吃。毛泽东同志十分感谢这位骂娘的农民，不仅没有处理他，还派人予以慰问。由此使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了进行“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的决定。同时，他还倾听了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对边区政府实行“精兵简政”。这些事例，有效地推动了毛泽东同志协商民主思想的深入展开，进而促进了中国各政党各阶级的大联合，并有效推动了新的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并且使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得以顺利建立。

与此同时的邓小平同志，是一位具有民主意识和作风的领导。他在1938年—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十分注重民主协商、调查研究和群众工作的多种方式的综合运用。他在1938年1月12日发表的《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中，谈及如何做好动员民众积极参加八路军的正确意见，提出“采用较好的方式，去诱导他们，鼓动他们，必须能够很快地打破部分民众中的不健康的心理……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演讲、个别谈话等等方法，向群众说明……”。[1]在建设民主政权时，邓小平同志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要求党员“首先自己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只要真正地发展民主，民主政治斗争也必将大大地开展起来。民主政治斗争之开展，正是好现象，因为它可以真正表露各阶级的意见和要求，……[2]他还着重强调要求：“要民主。各种重要问题都要经过政府正式会议讨论，一般问题也要尽量征求非党干部的意见，取得大家的同意。”[3]他明确指出：“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4]他要求各级组织“要教育党员和干部善于从当地群众日常生活中去发现问题，寻求机会解决问题。”并要求许多关系的处理方法和案件是“加以调解”。[5]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工作“要经常拿百分之九十来做标准，看看是否代表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利益，是否得到他们的拥护。”[6]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同志一以贯之地坚持民主协商的思想理念，从人民群众的利益着眼，从人民群众的情绪中寻找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他鼓励新闻单位要写批评稿，指出：“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把读者来信加以综合研究，常常就能看出来（突出问题）。”[7]党和政府听不到的问题，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8]在民族工作中，邓小平同志主张：“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赞成全部就全部做。”[9]他认为“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10] “统战工作一直要做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 [11]在邓小平同志看来：“不重视团结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和社会各阶层人民，没有远大的眼光。”[12]在1954年2月6日，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 [13]提出“全党高级干部都来照照镜子、洗洗脸是很有必要的。”[14]在党的八大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加强对党的领导和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他还明确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5]邓小平同志指出：“主观主义者不懂得，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也是会犯错误的，但是不断地同群众商量，不断地研究群众的实践，这就使党有可能少犯错误，并且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而不致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16]

邓小平同志清醒地告诉我们：“要让全党记住：如果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就使我们得到成功，那么，违背群众路线，就一定会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7]他建议采取措施：“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在党员的教育材料中，在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并且要“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即群众路线活动）。”[18]他明确提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 [19] “要有党内的监督、群众的监督，还要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各方面的民主。”[20]如何实现扩大民主呢？邓小平同志讲了很好的办法。他指出：“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群众把气出了，问题就尽可能解决了。”[21]那么各级领导、各级组织该如何对待？邓小平同志指出：“遇到这种情况要沉住气，要善于面对群众，依靠群众，耐心地去做工作，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22]

通过这些论述，我们得到的教诲与启迪，协商民主的前提，是让群众出气！这也是党的一贯作风，就是这样一个“公式”，协商民主的前提=先让群众“出气”→提出意见＋领导干部“沉住气”→认真听取意见→耐心做工作、民主协商！

二、让群众讲心里话、实在话，需要制度保证

邓小平同志在“文革”十年中两次被打倒，他认为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23]为什么会出现“文革”的动乱和灾难呢？邓小平同志认为是制度问题。必须从改革制度来保证党和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健康推进，保证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保证广大人民群众讲心里话、实在话，让人民群众满意。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十年文革”的出现，既有领导领袖的因素，也有领导和领袖被林彪和“四人帮”所利用的因素，但根本是制度问题。他一语中的地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24]

（一）防止和避免再发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要从制度方面来解决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极为重要、影响整个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和制度建设，具有十分深远意义的讲话，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至今仍是指导我们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和领导好我们党和国家的纲领性文献！邓小平同志明确告诫全党同志，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及“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25]

（二）封建专制传统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在党和国家的制度改革和完善中有许多障碍。

邓小平同志讲：“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26]他认为上述这些制度现象都是封建主义思想残余造成的。他明确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27] “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到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制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28]

（三）制度改革的总方向，就是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各级领导，特别是一把手要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培养真心听取真话、心里话、实在话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他指出：“各级领导在听取基层和群众意见时，要让“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29]他最担心：“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怕的是鸦雀无声。”[30]他认为：“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31] “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情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32]因此，邓小平同志倡导：“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 ‘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33] “在党内的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34]他告诫我们：“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5]

同时，邓小平同志还强调：“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我们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36]在民主方式上，“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37]也就“平等地交换意见。”[38]

（四）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包括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他还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为了实现以上两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39] “改革的重点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包括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40]还有影响社会生产力解放与发展的经济管理和政治、文化、社会管理制度，特别是民主集中制。他指出：“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安排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41]还有解决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还有“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要有群众监督制度。”[42] “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和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43]所以，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44] “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45]

三、敢讲真话、反对说假话，以人民满意为标准

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思想和主张，就是要消灭实际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让我们党永远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拥护、信任之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回报和改革成果，让人民群众赞成改革，满意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工作。要做到这一点，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敢讲真话，反对说假话。这才是我们党的本色，才是人民拥护、满意的执政党。他指出：“群众关心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时事政策问题，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并且对群众所反映的不合理现象及时纠正。”[46]这段话中的据实讲解，就是要求讲真话、讲实话。他还明确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47]我们的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应“讲公道话，办公道事。”[48]如果不然，社会风气就会变坏，“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49]因此，民主和法制，这两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50]我们要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特别是通过人民政协等民主形式和组织来开展工作。他指出：“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51]而且邓小平同志明确地告诉我们：“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这样就能听到更多人的意见，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52]

邓小平同志要求我们的党和政府要树立良好的形象，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要办人民满意的、高兴的事情！他告诫中央负责同志：“现在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同时要赶快注意那些对我们前进不利的事情。”[53]

（一）改革开放的好形象。

邓小平同志在退出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反复强调这一点。他指出：“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这点请你们特别注意。改革开放放弃不得。”[54] “一个是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第二条是真正干出几件事情，来取信于民。”[55]“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56] “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57] “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不拿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也是不行的。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58]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59] “新的领导机构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证明你们起码是坚持改革开放，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了。”[60]

（二）抓住时机，加快发展。

要实实在在地没水分的发展。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党委会。……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61]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62]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指出：“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当断不断，要误事。看准了的，积极方面的，有利于发展事业的，抓着就可以干。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果再翻一番，没有水分的翻一番，那时候人民就会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兴旺发达的。”[63] “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64] “什么叫适度？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定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要按一九八O年的固定价格，没有水分的，还要把人口增长的因素计算在内。”[65] “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66] “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67]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再次要求“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68]他语重心长地讲：“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69]

（三）惩治腐败，搞廉洁政治。

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小平同志讲：“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对群众的一些行动要谅解一些，处理时要适度，涉及面不要太广。”[70]所以，要惩治腐败，“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71]他认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72]

早在1954年2月6日，邓小平同志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就指出：“全党高级干部都来照照镜子，洗洗脸是很有必要的。”[73]后又在党的八大上讲到：“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74] “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75]如其不然，在我们的队伍里会出现“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76]必须提高警惕，必须以人民群众的监督和信任为标准。当他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工作时，又提醒“领导干部也要以身作则，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定要廉洁奉公。”[77]他还多次告诫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联系群众，防止生活腐化、带坏社会风气。1982年4月，他又强调打击腐败和经济犯罪不能手软。“有严重问题的党员，开除党籍，开除公职。”[78]1989年的“六·四”风波，更加坚定了他的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79]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反腐败、取信于民的思想是一以贯之，毫不含糊的。他指出：“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80]

（四）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

邓小平教导我们：“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81]所以，要求“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82]首先，要抓领导班子的建设。他指出：“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眼界要非常开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最根本的要求。”[83]要求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84]同时是一个“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集体，使人民放心。”[85] “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86]其次，要团结和艰苦创业，反腐坚决，有权威。邓小平同志指出：“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87] “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88]其三，要抓思想教育，要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党的思想路线、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稳定上来，他指出：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89]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永无止境，但是，实事求是最难办。“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90]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91]而且提倡艰苦奋斗，他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年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92]同时，要“稳定压倒一切”，他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得到的成果也会失掉。”[93]这是个大局，不仅要有政策上的稳定，还必须有政治环境的稳定，“国家必须保持稳定。”[94]其四，“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95]但同时要注重警惕“右”和“左”的倾向。早在1954年2月，邓小平同志就提醒过：“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96]在1981年3月，他也提出了“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视，它的根子很深。”[97]在南方谈话中，他更加强调：“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98]其五，要防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要培养年轻人。邓小平同志一贯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他的讲话、文章等都是简明扼要，切中要害，一针见血。他在南方谈话中尖锐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99]邓小平一贯倡导培养专业干部，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以保党的事业充满生机活力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就反复告诫要选拔年轻干部，即便在88岁高龄时，在南方谈话中还十分强调“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未来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看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100] “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我们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101]

综上所述，邓小平同志的协商民主思想源远流长，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积累和丰富实践经验的积累，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坚信，坚持和发扬邓小平同志协商民主思想，并根据新形势，新的环境认真加以实践，并不断总结，党的十八大指出的健全协商民主制度的要求就能实现。在中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就能结出令人民满意的硕果！

四、邓小平同志协商民主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重温了邓小平同志的关于协商民主思想的论述，深深地怀念和敬仰他的伟大，他的伟大智慧，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的博大精深，至今仍然指引着我们去开创两个百年新局面，实现“中国梦”！这是我们党的巨大精神财富，我们将一以贯之地去实践、去探索、去创新！

（一）把握平衡，特别是把握人民群众的心理平衡、心态平衡，让人民群众满意、让人民群众高兴、让人民群众拥护，是党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告诫全党同志所言：“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102] “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103]在这里，我们理解到一个平衡原理：群众顺气——群众提出意见；群众不顺气——设法使群众出气。而各级领导沉住气——有勇气听取意见，改正不足，做好思想工作。就是这样一种平衡公式：协商民主的前提=先让群众“出气”（提出意见）+领导干部“沉住气（听取意见）+耐心做思想工作（民主协商）！这也正好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所讲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体现了鱼水关系，舟水关系！这一平衡关系我们必须认真切实要把握好，如其不然，会脱离人民群众，鱼出水会亡，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很朴实、实在的道理啊！

（二）制度可靠，把制度建设作为进一步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重点，以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健全，让人民群众讲心里话、实在话，共同建设现代化，实现中国梦，这是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104] “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现在群众中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很多，党内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也很多。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各级常委要做，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每个党员都要做。要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凡是动员群众做的，每个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因此，为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求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同志们！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105]从这些精辟的论述中也得到一个公式，一个平衡公式：实现中国梦=群众真心拥护（讲心里话、实在话）+制度保证（联系群众，真心听取群众心里话、实在话）+形成凝聚力、合力（同心同德去奋斗），这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形势和历史任务前尤为突出和重要！

（三）让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就要真正树好党和政府的形象，保持本色，实事求是地为民服务、为民执政，这是党长期执政的核心所在。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告诫的：“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我们拿到了这个权，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不可。……进了城，执了政，做官的条件是具备了，这就最容易沾染官气。事实上，我们许多同志确实已经沾染上了不少官气。所以，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认识了这个特点，我们就能更加注意坚持党的优良传统。这样，就可以避免沾染官气，就可以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106] “各级领导同志要善于倾听反面意见，倾听不同意见。要听老实人的话，要听老实话。……领导人的度量要大一点。要能容人，要能听得进反面意见，要能用平等态度待人，要能更谦虚谨慎，……有错误，自己讲，而且讲够，又能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这就有了主动，就可以使大家心情舒畅。这样做绝对不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只会提高自己的威信。”[107]从这里，我们又可得出一个平衡公式：协商民主制度的健全=各级党政领导树立好形象+真心听不同意见（度量大）+真正敢讲真话不说假话（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制度的健全关键在党委和政府及各级党组织是真诚、真心、真正地与百姓、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心连心，植根人民群众沃土中，保持良好的形象，才能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总之，党的十八大指出，健全协商民主制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确定需要我们去认真实践、探索，去认真创造、创新！而这一切需要用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协商民主思想和实践经验作为指导！需要我们各级党委、党组织的精心努力！需要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认真思考、切实去落实！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如今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正在努力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正是沿着这条正确的路线在扎实推进，我们当同心同德同向为之努力奋斗，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引文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4页

[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7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41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57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05页

[7]《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50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50页

[9]《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58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86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87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87页

[1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01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07页

[15]《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5页

[1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8—219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21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23—224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0页

[20]《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0—271页

[2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3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3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4—55页

[2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8页

[2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2—333页

[2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7页

[2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2页

[2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

[2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0页

[3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4—145页

[3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5页

[3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4页

[3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7页

[3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

[3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

[3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5页

[3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2页

[3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3页

[3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2页

[4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6页

[4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0页

[4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1—332页

[4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6页

[4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2页

[4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2—373页

[4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4页

[4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6页

[4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2页

[4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5页

[5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9页

[5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7页

[5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9页

[5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2页

[5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8页

[5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8页

[5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0页

[5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2页

[5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8页

[5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371页

[6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9页

[6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5页

[6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

[6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2页

[6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4页

[6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4页

[6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8页

[6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9页

[6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

[6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

[7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0页

[7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

[7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4页

[7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07页

[7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5页

[75]《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5页

[7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22页

[7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5页

[7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4页

[7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7页

[8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97页

[8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0页

[8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4页

[8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9页

[8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8页

[8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8页

[8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

[8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0页

[8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9页

[8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

[9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4页

[9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

[9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页

[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5页

[9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6页

[9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9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05页

[9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9页

[9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8页

[9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1—382页

[10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0页

[10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1页

[10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5页

[10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0页

[10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6页

[10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2页

[10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03—304页

[10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8—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