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印度文化的“出世论”得到广泛认可的氛围中，具有入世倾向的印度隐文化常常被忽略。作为印度文化源头之一的《摩诃婆罗多》提倡一种“无欲行动”，这同老子的“无为论”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具体而言，在世界的起源与运转法则的问题上，前者的 “正法”，和后者的“道”均具有微妙难言的特性；在人生在世的行动哲学问题上，前者的“不执著”背后的“执著”与后者的“无为”表象下的“有为”，都有一种特殊的积极进取精神；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归宿为题上，二者则不谋而合地主张循环论。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摩诃婆罗多》与《老子》所达成的共识也可以看作是中国隐文化与印度隐文化之间的对话。
【关键词】摩诃婆罗多 老子 无欲行动 无为
印度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寻求真理的途径与方式完全相反。印度人运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力，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超验的彼岸世界，对今生今世的态度冷淡；而中国人则擅长以考据和实证的方法研究此岸世界，对此生之外的“怪力乱神”抱着“未知生焉知死”的不屑态度。于是，人们倾向于把印度概括为出世的“蹈空”文化而把中国概括为入世的“务实”文化。这在显文化[参见金克木：《显文化·隐文化》，载于《中国文化老了吗？》，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版，第168-182页]的层面固然是有道理的。但显文化不能概括事物的全部真相，隐文化也不该永远沉寂。在印度，《摩诃婆罗多》当然体现了以出世为主要特征的印度显文化，但其中的核心篇章《薄伽梵歌》又饱含着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印度隐文化。在中国，“内用黄老，外示儒术。”[ 南怀瑾：《老子他说：初续合集（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4页]揭示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教为显文化，道教为隐文化的“秘密”。恰如林语堂幽默地指出：“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为工作姿态。”[ 林语堂：《老子的智慧》，黄嘉德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2页 ]印度同《老子》之间的交集，不仅可以从显隐文化的视角看出端倪，也可以从史学上可以找到依据。一方面，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曾推测老子的思想与“印度蓝本”关系密切[ 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43页]；另一方面，从泰戈尔等印度文化名人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的痕迹。[ 参见周宁主编，尹锡南著《印度的中国形象》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年 第88-89页]在各民族文化趋异的大前提下从中印两大文化的源头上寻找《摩诃婆罗多》与《老子》之间的交集，是在比较视域中对双方隐文化的一次亮相。
作者：田克萍